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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認為，《中國為什么能》的出版十分有意義。就像書的封底說的：“世界需要中國的聲音，中國需要積極的能量。”我很高興這本書已被翻譯成英文出版，讓世界聽到“中國學派”的聲音。

四

“中國學派”是當代中國思想界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理論的中流砥柱。正因此，這是我在選擇采訪對象時最重要的一個標準。選擇與這些專家學者對話，因為他們是以“中國立場”在思考，在探究，在求真。他們的思想具有國家戰略意義和政策參考價值，也有助于啟迪心智，培養家國情懷。

有人建議我采訪一些外國學者，包括某些知名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以求“從更開闊的視角來闡述對三個自信的理解”。我沒有接受這個建議，因為不符合我的初衷。近30多年來，關于中國發展、變化和現狀的解釋、論述多如牛毛。但這些論述很多都存在兩個局限：在分析工具上，多沿用從西方歷史情境中提煉出的既有理論和方法，少見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創新；在觀察立場上，囿于西方“普世價值”觀念，慣于從個人與政府對立的角度出發，罕見對中華民族國家整體利益的維護與堅守。《中國為什么能》所要體現的是全新的“中國視角”，所要表達的是鮮明的“中國立場”，而非海外視角、海外立場，否則就和其他很多思想作品一樣，突破不了上述這兩個局限。 

同樣，《中國為什么能》也沒有遵循中國官方的表述和邏輯，而是從民間獨立的視角出發，探討中國發展的軌跡以及走向強大的奧秘。它遵循的是思想學術界的“獨立之精神”和求真原則，而不是服從某種既有的結論或目的。

《中國為什么能》匯集的15位專家學者的思想和主張，在當代中國思想界有相當的代表性。盡管他們的觀點不盡相同，卻都在思想和文風上排斥官八股和洋八股，展示了“中國學派”的獨立思想境界。不僅如此，這本書的中國視角也并非自說自話，明顯有同西式主流話語體系溝通對話的優勢。由于這種對話是平等的，不是跟著人家走，因而是新穎獨到的，對西方讀者也是有吸引力的。 

中國社科院黃平研究員評論說，“中國為什么能或不能？”是這些年來中國政界、學界人士在國外經常被追問的問題，甚至是難題。然而很多時候，我們都對此三緘其口，要么因為固有的謙虛，要么因為不必要的顧慮。當然也有胡言亂語的，尤其是在大眾媒體上。但是大多數時候，總是外國的專家和記者們在那里發揮聰明或不聰明的才智和想象力。《中國為什么能》這本書，是不多見的由中國學者自己發出的聲音，卻并沒有多少自吹自擂，更多的是他們的專業分析，也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和論點。

從這個事實本身也可以對“中國為什么能”看出一點道理，這就是所謂的自信。在這本書里，不論學者們的學科、視角、觀點有何不同，自信這一點是共同的，而且是文化上（也包括學術上）的自信。而在這種文化自信的背后，更是從事實來看中國的建設、發展、改革和進步的億萬中國人民的道路自信，否則，那就只能是“為什么不能”了。這本書的受訪者都是目前國內最優秀的學者，無論是專業水平還是愛國立場，都是難能可貴的。相信這本書的英文版一定能引起國外關心中國的讀者的高度重視，也能改變關于中國的故事總是由外國人喋喋不休的現狀。

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由于我采訪的專家學者情感、立場和觀點趨同，對中國的發展前景樂觀自信，因此可以想見，會遇到某些批評甚至抵觸。我覺得，批評和抵觸很正常，是意料之中的事，國內外唱衰中國的大有人在。比如章家敦那樣的人，唯恐中國不崩潰，喊了多少年了。這種人已經失去理性，連為了證明“普世價值”都談不上了。他們是為了證明“中國崩潰論”，所以見不得中國好；中國好了，“中國崩潰論”就成了胡說八道。其實那就是胡說八道，是他們的一廂情愿。用曹錦清老師的話說，“那些嘰嘰喳喳的負面聲音，是一個民族成長當中的正常現象。就是一點小雜音，不足為慮。”國內很多人也一樣，一旦祭旗，就沒了退路，不惜讓中國崩潰，也要證明他們心目中的“普世價值”是歷史的終點。

當然也有善意的批評。這些批評者憂國憂民，也希望中國好，只是他們看問題的一面比較多，對國家的現狀和未來比較悲觀。我非常理解他們。中國今天的問題確實不少，而且有些積重難返。就像我在《中國為什么能》的序言中說的：“我們國內的問題很多，困難重重，諸如思想上對道路、制度和方向認識不一致，經濟上進入了結構調整的困難階段，社會建設也遇到大的阻礙，尤其是，腐敗正嚴重侵蝕著執政黨的肌體，破壞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國際上需要我們與其他國家相互適應，尋求建立新型國家關系，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創造有利于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所以，我們唱響中國，但并不回避問題。《中國為什么能》的主調是樂觀向上的，同時也不乏憂患意識。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什么？是我們自己對中國道路的認識問題。很多人，包括很多黨政官員，對我們的道路和制度沒信心，從骨子里認同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對改革的方向也有爭議，很多唱衰者其實就是“改革者”們自己。習近平反復強調，“要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增強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理想信念的堅定性。”“全黨同志要強化黨的意識，牢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產黨員，任何時候都與黨同心同德。”說真的，如果連黨政領導干部都對我們的道路和制度沒信心，中國就有可能倒在復興的門檻上，成為永遠的悲劇。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今天并不容樂觀。就像潘維老師指出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蒙昧主義流行于世界，也在我國流行。照流行的說法，從秦始皇到今天，中國兩千多年都實行專制；近60年的制度則是“集權主義專制”，即最惡劣的一種專制。這種分類法掩蓋了一個事實：西方模式的基礎是侵略性的軍事和政治、經濟機器，是通過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國，實行種族壓迫，直至發動兩次世界大戰。這些基礎，中國不曾擁有，將來也不會擁有，也不應該擁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國學界和政界居然有很多人把這種民主與專制“兩分法”奉為圭臬。中華體制缺少“合法性”的說法就是這樣變成了我國的流行話語，讓“根本改革政體”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

忘記歷史意味著輕薄，篡改歷史意味著背叛。中國的復興在于闖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幾代英雄滿懷理想，前仆后繼，浴血奮戰才完成的中國革命不能否定。如果我們忘記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礎和高昂“成本”，我們的國家就會走上不歸路，就會死無葬身之地。所以，我們唱響中國，不是因為中國不存在問題甚至危機，也不只是回擊國內外的唱衰者，最主要是為了堅定走中國道路的信念，防止東施效顰，走上失敗之路。

五

坦率說，中國今天問題很多，面對著巨大挑戰。不能不問上一句：“中國為什么能”的故事還能不能繼續講下去？怎么才能繼續講下去？

中國經濟自2010年開始下行。國家在過去兩年采取了新一輪的市場化改革，試圖穩定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基礎，但迄今為止成效不彰。與此同時，過去30多年積累的問題已經凸顯：環境污染，資源枯竭，民生問題突出，貧富差距擴大，階級矛盾、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加劇。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十八大以來，中央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重拳反腐，但時至今日，仍有一些人頂風而上，不收手，不知止；還有一些人談虎色變，不作為了。體制內外，追捧西方“普世價值”、否定中國道路的勢力強大，思想輿論陣地嚴重失守。資本的力量在席卷中國經濟領域之后，開始進軍上層建筑。一些黨員，甚至所謂的“優秀共產黨員”，公開挑戰政治底線，質疑黨的執政合法性。家門外，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恣意妄為，頻頻挑起事端，試圖遏制中國發展……

諸多內外挑戰疊加，將中國置于一種“未來不可知”的憂患之中。這一切都在考驗著中國，考驗著中國共產黨。如果認識不清、定力不足，甚或方向不明、政策不當，不能帶領廣大人民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中國道路就走不長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將歸于失敗。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就是這本《家國大義——共和國一代的堅守與擔當》產生的背景。這本書收入了我在過去兩年對國內不同領域最具影響力專家學者的9篇訪談文章，由《苦難輝煌》的作者金一南將軍作序。這些文章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看中國，看中國共產黨、中國軍隊和中國社會，看今天中國所處的世界，力圖回答一個問題：當今中國從哪里來，正在何處，意欲何往？

之所以稱為“共和國一代”，因為這是與新中國共同成長和成熟起來的一代人。這10位專家學者中，有一位出生在新中國誕生前夕，三位生于60年代初期，其余都是“50后”——包括我這個采訪者。作為繼往開來的一代人，這代人最能體會，中國的今天來之不易。老一輩流血犧牲打下的江山不能斷送，他們所開創的氣壯山河的偉大事業，一定要在我們的手中傳承下去。就像金一南將軍所說：“我們曾經與那些偉人同時代，我們今天站在他們的肩膀上，我們必須讓后人也能站上我們的肩膀。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不惜奮斗，實現多少代人百年來夢寐以求的愿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為什么能》）    

那么，“共和國一代”想要堅守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