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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毛克疾】

近年來，印度莫迪政府以國家安全、逃稅漏稅、違規匯款等為由，對在印度投資興業的中資手機企業，包括小米、vivo、OPPO、華為等進行打壓。部分中資企業損失慘重，“印度賺錢印度花，一分別想帶回家”已然成為中文網絡世界里的流行語。

印度營商環境被重重迷霧所籠罩，很多重要問題仍有待回答：莫迪政府對待中資企業的做法，是只針對中國的特殊打壓，還是在印外資企業的普遍遭遇？當前印度營商環境究竟怎么樣，是外商避之不及的“殺豬盤”，還是爭先恐后入場的淘金地？印度政府和社會究竟如何看待外資，是真心誠意歡迎，還是笑里藏刀利用？既然莫迪政府希望吸引外資助力印度經濟崛起，為什么仍頻頻爆出割外資“韭菜”的新聞？

回答這些問題不僅有助于企業更理性地制定因應印度政府強硬經濟政策的對策，也有助于更深入了解我們這個重要鄰居——幫助人們看到它的優點和長處，同時洞察深深嵌入印度歷史和體制里的弱點和短板。

1.受傷的不止中企

莫迪政府2014年上臺后這些年，盡管印度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的排名從2015年的第142位，火箭般躥升至2020年的第63位，但更多事實卻表明，外資企業在印度所處的營商環境并未出現實質性轉好。

根據印度商工部披露的數據，2014年初至2021年11月，共有2783家外資企業宣布關停在印業務，考慮到同期外資企業在印分支機構總數僅12458家，比例不算低。這一時期“逃離”印度的企業不乏德國麥德龍、瑞士霍爾希姆、美國福特、英國皇家蘇格蘭銀行這樣的行業巨頭。雖然一些企業自稱退出原因是“調整經營策略”“自身方向變化”，但更多企業指出，當地監管規則“翻燒餅”、關稅壁壘高企、行政繁文縟節、官員尋租腐敗才是驅離它們的深層原因。

新德里的一處市場（資料圖/新華社）

對在印外資企業來說，印度官方帶來的“災難式”風險，遠比日常經營風險更可怕。畢竟，日常經營風險大多可以通過商業策略和市場工具規避，但官方機構一旦出手，企業幾乎必然損失慘重。企業期待可預測的、確定的、透明的政策體系，以及注重時效的司法體系，但印度長期以來卻似乎處處站在了對立面。

從立法角度看，印度聯邦政府、邦一級政府的職權范圍犬牙交錯，同時立法時間跨度極大，導致眾多法律法令范圍不清、政出多門，造成極大灰色空間，給予各級執法者巨大的自由裁量權。從司法角度看，印度各級法院體系由于人力資源缺乏以低效聞名，訴訟流程之長讓人難以忍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涉及商業和經濟的法律法規中，有多達26134個條款涉及“監禁入獄”。立法模糊、訴訟低效、刑罰嚴苛三者疊加，造成“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的局面。在印度經營的企業和企業家面臨的風險可想而知。

舉例來說，阿聯酋電信和挪威電信在印度最高法院單方面裁決取消其二代通信網絡頻譜分配后，幾乎損失掉全部在印資本投入——挪威電信2017年宣布退出印度市場時，累計損失已高達30億美元。

再比如，韓國浦項制鐵曾在印度奧里薩邦投入120億美元投建印度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外資項目，但由于聯邦政府和邦政府多次違約，項目最終夭折，先期投入全部付諸東流。

此外，日本多科莫公司與印度塔塔集團合資的電信公司損失13億美元后，卻由于印度央行反對而無法退出合資項目，久拖不決造成巨大損失。

2.政府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印度政府態度變化無常，往往導致企業血本無歸。

2005年，電信公司迪瓦斯與印度空間研究組織下設商業部門簽訂合作協議，計劃開展衛星發射和地面寬帶網絡業務，但幾年后印度政府卻單方面取消合同，使迪瓦斯的先期投資和預期收入全部作廢。迪瓦斯選擇起訴并提交國際仲裁，經歷漫長的過程后雖然獲得有利判決結果，但印度政府不僅沒有按照判決賠償，反而為了逃避賠償，給迪瓦斯公司羅織各種經濟罪名，并對其發起破產清算。

這一事件之所以造成轟動效應有三重原因：一是印度政府作風強勢，隨意決策造成合作企業血本無歸；二是印度政府雖然理虧，卻敢于拒不執行國際仲裁；三是印度政府為了逃避賠償，敢于動用刑事工具追擊涉事企業。一套組合拳打下來，恐怕沒有外資企業不害怕。

如果說出爾反爾、報復打擊還屬于耍賴范疇，那么沃達豐事件就說明印度官方完全有能力對企業發起系統性迫害。

2007年，移動通信運營商巨頭沃達豐公司以109億美元價格收購香港電信運營商和記黃埔，后者通過在開曼群島注冊的CGP公司間接持有印度電信運營商HEL公司67%的股份。本質上，兩家交易主體均在印度境外，但交易內容卻涉及在印資產。在交易完成后，印度稅務部門以“CGP的在印資產出售時已增值”為由，向沃達豐征收高達22億美元的資本利得稅，遭到沃達豐拒絕。這場糾紛以沃達豐向印度最高法院上訴并獲得支持而被免除繳稅義務告終，因為最高法院發現，1961年頒布的所得稅法并不支持以這種形式對境外主體征稅。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眼見“法律漏洞”，2012年印度議會推動通過了金融法案，專門修訂1961年頒布的所得稅法，賦權印稅務部門“溯及既往”，對沃達豐2007年的交易直接征稅——這意味著印度議會作為立法機構，事實上配合印度稅務機關的要求，推翻了之前印度最高法院的裁決。

印稅務部門立刻跟進處罰沃達豐，包括本金、滯納金、罰款在內總額高達56億美元，而沃達豐則向常設國際仲裁法院（PCA）求助。經過多年糾纏，2020年PCA裁決印度政府敗訴，不僅要立刻停止征稅，還要賠償沃達豐經濟損失。

相似的事件還發生在蘇格蘭凱恩能源公司身上，同樣是印稅務部門對凱恩能源“溯及既往”征稅，同樣被PCA駁回。有趣的是，由于印度政府不肯退還罰金，凱恩能源只能滿世界扣押印政府資產以抵充賠償，其中既有印政府在法國巴黎的外交公寓，也有印度航空等印國企的海外資產。

雖然這兩起糾紛都以印度政府失敗告終，但傳達出的信號卻非常明確——既然印度立法、行政部門可以串通一氣，在征稅問題上直接修改規則“溯及既往”，那它們也完全可以在其他問題上這樣做，只要它們愿意，任何在印企業都難逃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