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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以色列的西方氣息是認真的。我們且不去提現代錫安主義與歐洲和西方思想錯綜復雜的關系，以色列的“西方”認同單是通過一些表面情況就一目了然了。

比如，以色列早就不再參加亞洲杯和亞運會，連類似“好聲音”的節目也早已脫亞入歐。而在西方氣質十足的希伯來大學校園里，如果你慢慢從圖書館踱出來，在開放式的Cafe喝上一杯咖啡，和朋友們聊聊天、談談歷史和哲學——這和在紐約、柏林又有什么區別呢！

在這時候，誰又會想起巴勒斯坦人？至少十年前我很少想起。每天和一群美國人、韓國人一起上古希臘語、阿卡德語、亞蘭語和耶路撒冷考古等課程，那時候，對于我來說，阿拉伯人似乎只是學校里默默無聞的幾個清潔工，賣法拉費的小販，大街上看上去有點流里流氣的年輕人，乃至老城里偶爾伸著手找游客要錢的小孩子。

我未曾思考過他們有怎樣的人生，沒有好奇過他們為什么會做出某種舉動。當然，去北部或約旦河西岸時，就完全不可能忽視阿拉伯人的存在。但很大程度上，在東耶路撒冷，特別是阿拉伯人聚居的東耶路撒冷，他們只是希大留學生西方式學習和生活的背景板而已。

 希伯來大學植物園及山谷中的阿拉伯村落。圖片來源：wikimedia.org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好像生活在一個美麗且與世隔絕的泡泡里，百米之外就仿佛是另一個世界。

這個比喻并非我的發明，2015年，當那個巴勒斯坦村落因與以方的沖突被軍警圍困時，參與村民抗議的一位希伯來大學知名左翼猶太人教授說過同樣的話：“當我們日復一日在希伯來大學的教室和咖啡廳里談天說地時，這個村子里剛剛有老人因為軍警圍困而無法被及時送到咫尺之遙的Hadassah醫院里，最終死在了車上。”

生活在東耶路撒冷

不過，當我2017年再次來到耶路撒冷時，就注定不可避免地要與阿拉伯人多打交道了。首先，我這次到耶路撒冷來，不僅是以希伯來大學訪問博士生的身份，而且還在某考古研究所做訪問學者。

這家考古所位于東耶路撒冷的著名商業街薩拉丁大街上，是美國人建立并運營的。所內從裝潢到人事安排都散發著殖民主義氣息，里面的財務人員、廚師等都是巴勒斯坦人。而我哪怕每周只去兩、三次，也少不了和他們交往。此外，薩拉丁大街附近就是耶路撒冷老城的穆斯林區，店鋪林立，是買菜購物的好去處。

更重要的是，這次我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一家四口。我們陰差陽錯地將兩個孩子送到了耶路撒冷東北部舒阿法特（Shu’afat）社區的巴勒斯坦幼兒園。這樣一來，我們的“東耶歸屬感”就更強了。

位于東耶路撒冷的商業核心區薩拉丁大街。圖自作者

其實，給孩子選擇幼兒園這件事頗讓我們費了一番心思。2017年7月，我們一家還在波士頓，而9月份就要搬到耶路撒冷了。之前我也并沒有想過要把孩子送到巴勒斯坦人的幼兒園，所以在網上找了家位于南耶路撒冷的猶太幼兒園。

這家幼兒園老板是阿根廷猶太人移民，似乎對讓人提前交學費這件事有著某種的執念：她無論如何要讓我們在還沒到以色列的時候就提前兩個月交學費。但我那時沒有以色列的賬戶，而從美國或中國賬戶打錢過去的話，手續費是極高的。

當時，我已經交了兩個孩子一個月的學費作為定金，總額超過人民幣一萬元，但她還執意讓我續交一個月。無論我怎么懇求她，她就是不答應我到以色列之后再繼續交學費的請求。之后她開始寫郵件威脅我，號稱要找議員朋友吊銷我的簽證（但那個“議員朋友”的郵箱早已作廢），讓我作為外國人小心點兒云云，出言不遜。

于是，我最終只得放棄這家幼兒園。因為，就算吵架吵贏了，我也不敢把孩子送到她那里。我不認為她是壞人，但在誤會之下，她會如何對待我的孩子呢？至于那一萬塊錢，我只能自認倒霉。在那之前我已在以色列居住過兩次，雖然已經知道當地服務業水平一般，但這樣直接搶的情況，卻是第一次遇到。

就在我焦頭爛額的時候，一位學阿語的北大學弟給我介紹了一家巴勒斯坦人的幼兒園。我寫郵件過去，對方回復很簡單，只是讓我把兩個孩子的護照首頁復印件發過去。我看著帶有錯別字的回復，想起在巴以地區華人圈里廣為流傳的“阿拉伯人辦事沒譜”的傳言，心里也沒抱太大期望。

接下來幾周我們都沒聯系。由于沒交定金、占位費，我曾以為對方早已把這件事拋到腦后。9月初，我們從美國飛到巴以。在租車、買SIM卡后，我就開始聯系巴勒斯坦幼兒園園長。對方不緊不慢地告訴我“下午過來就行”。當我走進這棟看起來和巴勒斯坦民房差不多的幼兒園里時，還沒來得及自我介紹，就看到三十出頭的園長拿出早就打印好的護照首頁跟我說：“孩子的檔案我已經建好了。”

這讓我很驚訝。與其說因為這位阿拉伯人“很靠譜”而驚訝（這樣想也是帶有成見的臉譜化看法了），倒不如說我驚訝于他對我的信任。我剛剛在以色列幼兒園那邊虧了一萬塊學費，而這邊連定金都沒收，居然給小孩留了位置？

我兩個小孩就讀的巴勒斯坦幼兒園。圖自作者

剛坐下，園長就熱情地問我：“這是你第一次到巴勒斯坦來嗎？”

“巴勒斯坦？”我一時語塞。是啊，對于他而言，耶路撒冷當然就是巴勒斯坦，特別是東耶路撒冷。我小心翼翼地說：“第三次。”我推想他不會對我學過希伯來語很感興趣，于是就沒有提這件事。但很快他又打消了我的疑慮，他說自己在以色列開放大學學過法律，因為“想聽聽另一方的聲音”。

之后我還和他聊了兩句政治，感覺他是個有知識儲備且關心這些議題的耶路撒冷市民。他還告訴我自己住在西爾萬村（Silwan），這是老城外一個很大的巴勒斯坦村子。近些年以色列政府在那里修建了“大衛城遺址”，成為了著名景點，村里也有不少從歐美過去的猶太定居者。

大衛城所在的Silwan村是一個人口密集的巴勒斯坦村落。圖自作者

當然，從簡單交流中我很難看出他對以色列的看法。他去以色列上過學，但另一方面，他說自己不愿從事法律工作，“用以色列的法律去壓迫同胞”。但他收的是謝克爾，給我的信用卡小票也寫滿了希伯來語。

不論他們是否愿意，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無論如何也很難在生活中擺脫以色列的痕跡。在后來的東耶生活中，雖然偶爾有巴勒斯坦人跟我說“不喜歡外國人跟他們講希伯來語”，但也有少數英語不好的巴勒斯坦人只能用希伯來語和我交流。

在薩拉丁大街上，盡管從建筑的樣式和顏色到販賣的商品，看起來都和約旦河西岸乃至約旦的城鎮無異，但街道盡頭以色列警察局上高懸的大衛星旗、路邊的持槍軍警和猶太節日時的慶祝標語，還是讓人能輕易地感受到空氣中的一絲不適和緊張。接下來9個月的生活，除了寫博士論文、聽講座、去圖書館之外，我就是日復一日去巴勒斯坦幼兒園接孩子，隔幾日到老城附近的巴勒斯坦區買菜。

在幼兒園，幾個老師都是女性，其中有三位包頭巾、一位不包頭巾。久而久之，當我去接小孩時，他們就會跟屋里面喊一句：“Abu Zhaoxi來了！”Zhaoxi是我兒子的名字，Abu是“父親”的意思。有些阿拉伯人的名號是Abu加長子的名字。有趣的是，他們似乎從沒以“中國人”、“中國孩子”來指代我和我的兒女，倒是很快給我起了一個阿拉伯代號，仿佛我和他們本地人也沒什么兩樣一般。

在這9個月生活中，我感到東耶路撒冷當地人其實很像我小時候的鄰居們。我小時候生活在天津城鄉結合部國企宿舍。有段時間我跟著姥爺姥姥，他們不在家的時候就把我交給鄰居。鄰里間吵架拌嘴難以避免，也沒有現代社會意義上的“高素質”和“守規矩”，但彼此之間的關系很熱絡，也守著傳統社會內部大家都懂的“規矩”。

 特朗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后，以色列軍警在老城大馬士革門前設立欄桿以阻攔巴勒斯坦群眾聚集抗議。圖自作者

在東耶路撒冷也有類似的感覺，雖然有時候比較臟亂差，車輛也會亂停，甚至大吵大鬧。但人與人之間似乎多了份理解。

有次去Wadi al-Joz村買菜，少帶了現金，再加上他們沒有信用卡和手機支付，一時間很是尷尬。因為差的不是三毛兩毛，而是整整60謝克爾（人民幣120元）。我非常為難地開口告訴攤主大爺實情時，生怕他要罵人。結果他只是看了我一眼：“下次再給我吧。”生意太忙，他沒空跟我說太多。可是他怎么知道還有下次？我是個外國人，難道我不會三天后回國嗎？外國游客不會自己買菜？恐怕這位老人家還不知道“民宿”這樣東西。

當兩三周后我又去那家店買菜時，他們已經對這件事毫無印象了。我對他們說：“我欠你們sixty謝克爾。”而這時，有趣的一幕發生了：巴勒斯坦人有個特點，英語的sixteen和sixty幾乎無法分辨，因為重音都在第一個音節上。然后他點點頭，以為我只欠他16謝克爾，然后據此把零錢找給了我。我說：“您錯了，是sixty，sitin（阿語），shishim（希語）！”他才恍然大悟：“啊！Shishim！好的。”然后，他對我笑了笑，把這次買的菜遞到我手上。

就是在這種點滴交往中，我慢慢把自己當成了東耶社區的一份子。在國外居住的八年中，東耶是我住得最短但最認真的一個地方。

我知道去哪里可以買到便宜菜，我知道哪家的shawarma好吃，我幫想去中國進貨的巴勒斯坦店主大叔定過機票，去老城和巴勒斯坦小伙子一起排隊理過發，也在特朗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引起軒然大波后到大馬士革門附近觀察當地人的態度。

我還曾采訪過幼兒園園長，了解了普通東耶路撒冷市民眼中的巴以問題及其前景。我發現，其實像他這樣關心政治和時事的巴勒斯坦人，對局勢的理解是很深刻的。比如，當時他們就明白包括沙特在內的海灣國家并不十分在意巴勒斯坦的利益，相反他們會很快與以色列建立友好關系。

現在我已回國工作，每每想起那些日子，還是深深地覺得，如果我們真的想去了解其他國家的人民，在圖書館徜徉或在媒體上發聲都不如在當地人當中生活一段時間來得有意義。總之，雖然老城里的小商小販可能會坑游客，但在景點外卻是踏踏實實的街坊感。慢慢地，不管是理發還是租車，所有事務我幾乎都在東耶辦理。

因為同樣的服務，這里比西耶路撒冷要便宜、靈活，態度也要好一些。于是，我很快又想起了希伯來大學邊上那個神秘的巴勒斯坦村子——那個“千萬不要去”的村子。那里會是什么樣呢？ 

不是邊界的邊界——大學附近的伊薩維亞村

上文說到，2010年第一次到希伯來大學時我曾被學校工作人員教育“永遠不要到學校旁邊的村子里去”。那次是我第二次出國，沒經驗，所以很小心也很聽話。

那個村子位于希伯來大學東部的山谷中，但進入校門后的長條狀植物園剛好把它擋得嚴嚴實實。不過從教室窗戶向外眺望時，還是很難避開那一片擁擠、雜亂而單調的土黃色樓房。

那里幾乎沒有像樣的綠化。而如果不仔細看，大多數人都會錯過更遠處的景象——蜿蜒曲折的水泥高墻，將墻兩邊一樣的黃色土丘和黃色樓房隔成了兩個世界。沒錯，那就是著名的巴以隔離墻。

 伊薩維亞村遠處的巴以隔離墻。圖自作者

2010年時我并沒有關心這些細節。記得剛去時，我對著教室窗外，滿眼都是讓人感到絕望的土黃色。我心想：“那里是不是快到‘邊界’了？再遠處，就是古代亞捫人或摩押人的地盤了吧？”（亞捫和摩押這兩個王國位于今天約旦）記得當時還照了張照片發到網上，注釋就是類似的話。

是的，雖然那時候地圖早就記在心里了，可是在現實中我居然覺得耶路撒冷向遠處眺望就已經是約旦了！和許多到這里來的外國留學生一樣，不知為何，在我們眼中“巴勒斯坦”和“約旦河西岸”似乎是不存在的。

2017年時我才明白，誤將這個村子的所在地當作“邊界”的外國人不止我一個。一位來自國內的老教授說自己曾問守在學校大門口和村子入口處的以色列士兵：“那里就是邊界吧？”對方并沒有否認。他說：“看看以色列人多辛苦！一流學府就建在邊界上，還需要士兵駐守！”

從希伯來大學校門處眺望山谷中的阿拉伯村落，一種邊界感油然而生。圖自作者

當然了，我在2010年很快就明白了，那里根本不是什么邊界地區，而只是學校毗鄰的一個阿拉伯村子而已。但由于學校國際部工作人員的教導已經銘記在心，我一直沒想過進村看看，甚至也沒關心過村名是什么。

2012年，我已經在美國讀研。暑期，隨學校到亞實基倫參加考古發掘。其間，學校又組織了耶路撒冷一日游，導游是哈佛近東系考古學的學長。我們一行在耶路撒冷城墻上散步時，他突然對大家說：“對了，希伯來大學附近有個阿拉伯村子——那里你們千萬不要進去。里面的人可能有槍，據說他們手里還有毒品。”可以持槍，可能還有毒品？“那你們美國不也是這樣……”我心里開著玩笑，但并沒有說出來。人家畢竟是好意，是為了我們大家的安全和健康著想。

到了2017年，我發現去希伯來大學國際部讀書的一些中國同學也得到過類似勸誡。有趣的是，那年十月，有個國內自媒體大V團訪問巴以，據隨隊媒體人士說，他們的以方導游也說過類似的話。只不過這次把對象放大到整個東耶路撒冷：“你們不要去東耶路撒冷，那里治安差，人很野蠻。”

而那時，因為我早已把孩子送到了東耶的幼兒園，經常去東耶村子買菜，所以再聽到這種話就感到愈發詫異了。這也激發了我要看看“野蠻”村子的興趣。當然，在去之前，我也特意詢問了曾在希伯來大學學習過阿語的中國留學生，畢竟他們對巴勒斯坦人的了解往往比我們多。幾位去過這個村子的同學都告訴我里面一切如常，讓我不必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