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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來說，華為起訴美國政府《國防授權法》違憲，影射“政治迫害”，并不能直接為23項控訴脫罪。針對這些指控，政治因素不是很好的辯護理由，因為政治迫害與被告的核心并不直接相關。事實上，如果每個被告都用政治迫害作為擋箭牌，我們的街上會多出很多殺人犯、逃犯。針對刑事控訴案，華為反擊的動機應該是作為整體形象布局的一部分，對美國政府片面的“華為威脅論”發起正面出擊。這在庭審階段，可能對陪審團的成見進行預防性改造，對案件的辯護起到間接作用。

針對華為的訴訟，美國CNBC相關評論是，純粹法律上看不論是否符合法理，過去類似俄國企業訴訟已被法院拒絕，所以華為機會不大。華為的案例似乎踏著俄羅斯網絡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實驗室的軌跡：美國認為卡巴斯基的軟件可能是俄國收集情報的工具，卡巴斯基否認這些指控，然而美國國土安全部于2017年9月指示聯邦機構在政府系統中剔除卡巴斯基的產品，隨后美國國會也立法禁用。卡巴斯基對美國政府提出了兩個訴訟，主張禁令違憲侵權，但初級法庭駁回了這些訴訟，裁定國會法案乃是出于保護政府計算機網絡免受俄羅斯入侵的正當考慮，隨后上訴法院維持了這項裁決，認可禁止卡巴斯基是一種“預防性的，而不是懲罰性的”措施。

2. 制裁華為的政治決策是美國色厲內荏

整體而言，孟晚舟和華為分別高調起訴加拿大和美國政府的最大法理依據，是他們受到“政治迫害”。引渡聽證里，政治動機是法官依照加拿大《引渡法》必須考量的因素之一。盡管華為在美國面臨的兩個刑事案件指控的核心問題分別是伊朗禁運和金融欺詐，以及盜取商業機密，“政治迫害”應該可以成為脫罪的利器。

當然從孟晚舟被抓的第一天起，特魯多政府上上下下一直強調的就是“司法獨立”，政府不得干預。甚至是當特朗普親口對路透社表示“為了美國的利益和貿易談判可以干預司法”以后，加拿大依舊不松口，只是譴責特朗普的口無遮攔。

但是現在貌似加拿大有點也堅持不下去了。加拿大外交部長Chrystia Freeland最近在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渥太華早間節目采訪時竟聲稱，此事件已被中國方面高度政治化，因此加拿大也不排除政治干預。原話大致是“加拿大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國家，但這并不排除會采取政治決定。在孟晚舟案件上，有關引渡的程序上將有那么一個時刻，司法部長可能需要作出政治決定，要不要將她引渡給美國”。

5月30日周四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前往渥太華，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會面，商討華為問題引起美加與中國的外交糾紛。

有分析指出，美國對華為的限制令使中美貿易爭端擴大到科技領域。美國國務院國際經濟政策顧問委員會顧問杰弗里·肖特(Jeffery Shott)說：“顯然，我們現在距離達成協議比4月底的時候更遙遠了，在部分程度上是因為摩擦擴大到投資領域和高科技領域。”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中國經濟學者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表示，美方的一連串舉動讓北京相信，美中貿易爭端已不再是一紙貿易協議就能解決的。他說：“中國領導層已經做出決定，認定與美方達成一份輕松協議的結點已過，而且也不再認為（對中國采取的貿易行動）只是特朗普一個人，因為很明顯對中國在技術轉讓和投資領域的攻擊是兩黨一致的。

美國國務院經濟政策顧問委員會成員肖特認為，在談判后期提出新的要求和條件是各國談判時慣用的手法，這無可厚非，但應確保最終協議不會造成重大國內政治問題。他說：“2018年姆努欽和羅斯與中國敲定的那份協議沒有得到特朗普的批準就是出于這個原因。同樣，我認為雙方在北京擬定的協議草案包含很多明確要求中國修改法律的條款，或諸如此類。”

前美國總統特朗普顧問班農2019年5月9日在挪威卑爾根出席媒體活動說，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會有一秒鐘的退縮，因為貿易爭端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 據彭博新聞社報導，班農在中亞地區哈薩克斯坦接受采訪時說，“特朗普必須全力以赴，這不是一場貿易戰，這是中共一直在對抗西方的經濟戰爭。”

美國副總統辦公室主任肖特5月29日表態，華為可以被包括在中美貿易談判范圍，前提是華為終止和伊朗的合作。這一表態，也完全符合特朗普總體在宣布制裁華為后的相關表態，即華為可以是中美貿易談判的一部分。《紐約時報》5月29日報道，美國一系列針對華為的禁令可以稱為“新柏林圍墻”，特朗普及其幕僚還想迫使其他國家選邊站：一邊是根據“西方各種價值”建立的網絡，一邊是根據“共產政權原則”建立的網絡。本質上制裁華為，是特朗普對美國貿易談判要求的狂熱加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