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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武帝時期，有人從北印度地區帶來了“五色琉璃”即彩色玻璃的制造技術，使得玻璃在北朝一下失去了原來外來珍寶的尊貴身份，身價大跌。利用這一新技術，太武帝下令制作了一座大帳，帳頂與帳帷都開有成排的窗口，窗口內則鑲上五彩玻璃。這座大帳設計得具有宮室的基本形狀，但可以折疊起來由車馬運載，也可以隨時打開并在地上撐起，因此叫做“行殿”。此一移動的宮殿異常巨大，一旦張撐開來，足以容納上百人在其中就坐。陽光由密集排列在帳頂與四圍幕帷上的彩色玻璃窗映入，帳內光彩變幻，斑斕陸離，這讓太武帝的臣子們無比驚奇，以為是神仙用魔法化出的作品。

帶有玻璃窗的移動大帳大概維護成本太高，所以后來就沒了下文。但是，在這一波技術傳入之中，有一項制作玻璃珠的工藝卻在中國文化中留下了久久的回響。由北印度傳入的這一新技藝稱為“拉制法”，大致是把半融狀態的熱玻璃坯拉成中空的長條，然后一一切斷，分成眾多中間帶孔的小管，因此制出的玻璃珠并非真正的圓珠子，而是管狀珠。此種工藝能夠高效率而低成本地制造大批量的珠子，由此而引發“珠簾”的產生，在南北朝時代，上層社會形成了一種新時尚，那就是懸掛彩色玻璃珠串成的“五色珠簾”。北魏永寧寺的西門遺址在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十五萬余枚小玻璃珠，均為拉制法制成的圓管狀穿孔珠，當年便極可能是一面掛在門樓上的五彩珠簾。

永寧寺出土的玻璃珠簾

永寧寺佛塔復原圖

及至唐代，隨著玻璃制造工藝的進一步精進，珠簾的材料轉變為無色透明珠，能夠在簾上映出隔簾的物影，當日光燭影射上之時，更是璀璨晶亮，如云如水，因此唐人美稱其為“水晶簾”或“珍珠簾”。當唐詩中詠及珠簾之時，如“美人卷珠簾”之類的名句，那是非常具體的在描寫一掛玻璃珠簾呀。此般透明水晶珠簾在宋元兩代都頗為流行，不過，到了明清時，也許是審美趣味發生轉變，上層社會對珠簾失去了興趣，不再時興于生活場所中懸掛這種簾子。但是，在神圣的祭祀場所卻會懸掛“青簾”——以藍色管狀玻璃珠串成的簾飾，直到清末，北京天壇的祈年殿還掛飾青簾。另外，圓明園內也使用水晶簾作為裝飾，可見，玻璃珠簾在傳統生活中留下了悠長的余韻。

公元七世紀，阿拉伯力量隨著伊斯蘭教興起，西亞地區的政治景觀隨之改變，相應的，從那里遠來的高檔精品，也由從前的波斯、大秦琉璃，變為大食琉璃。法門寺出土的藍色玻璃盤及透明玻璃瓶，便是典型的伊斯蘭時代西亞玻璃產品。這一情況一直延續到宋元，與我們今天想當然的誤解不同，在宋代，中國的本土玻璃生產極其發達，尤其在吳越一帶形成了繁榮的玻璃制造業，從宮廷到民間，從元宵節懸掛的各式花燈到飯店里快餐用的碗，大量使用玻璃器。在那時，酒席上亮出玻璃酒杯才算最有檔次，插花器中也以玻璃花瓶為最佳選擇，牡丹花也好，桂花也好，若是能襯在一只半透明的玻璃瓶里，則會引來特別欣賞的目光。

不過，宋人生產的始終是低溫玻璃，這也形成了漫長的中國玻璃史的一大特點，其缺點是不耐熱并且易于碎裂。程大昌《演繁錄》中對此說得十分清楚：“中國所鑄琉璃，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則色甚光鮮，而質甚清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至其來自海舶者，制差樸鈍，而色亦微暗，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損動，是名蕃琉璃也。”進口玻璃器因為堅牢與耐熱，長期成為中國上流社會所寶愛的一種奢侈品。

在這種情況下，宋人在使用玻璃與琉璃兩個詞時形成了約定俗成的區別，把玻璃制品中質量上乘者稱“玻璃”，而水平比較一般的制品則呼作“琉璃”。如《西湖老人繁勝錄》中列舉“七寶社”的中外“奇寶”，其中有“玻璃盤、玻璃碗”；《武林舊事》“燈品”中，說新安創燒的“無骨燈”是“混然玻璃球也”。值得一提的是，宋人最重賞牡丹，而南宋宮廷為賞牡丹開設華宴的時候，講究以大食玻璃瓶作為花器，如南宋周密《武林舊事》“賞花”一節，寫禁中賞牡丹，“間列碾玉、水晶、金壺及大食玻璃、官窯等瓶”，卷七再次寫到“又別剪好色（牡丹）花兒一千朵，安頓花架，并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窯、金瓶”。

晚至明朝中葉，歐洲人終于繞過了好望角，到達印度洋，才掀開了玻璃貿易與技術交流的新一頁，對于已經活躍了兩千年多年的亞洲文明交流史來說，這屬于非常后起的事情了。需要說明的是，迄今為止，中國學界的研究大多用力于外來玻璃技術與產品進入中國的歷史，對于中國玻璃制品對外影響的注意仍然有限。

元人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中就提到，真臘人在貿易中很愿意得到中國運去的玻璃珠，這種“水珠”實際上承擔著貨幣的角色。此外，在明代及前后時期，曾經把中國本土產的仿水晶制品稱作“硝子”，這一名詞傳入了日本，至今日語仍然把玻璃呼為“硝子”。因此，在玻璃領域，歷史上的中國絕不是單向的被動接受，而是與周圍文化有著活躍的互動，這一方面，還有待進一步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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