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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孟捷】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不懈地推動中國經濟制度變革，建立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的市場經濟體制，成功地實現了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下面，我就中國共產黨作為使命型政黨在當代中國經濟制度變遷，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創立中所起的作用談談我的理解。

一、中國共產黨是自覺承擔了特定歷史功能的使命型政黨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屢次指出，中國革命的根本使命，在于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解放生產力。他寫道“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政治、軍事的力量，是為著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目的是為著解放生產力，發展經濟”；“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結底，看它對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¹

成都：城市長高記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改革開放以后，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也以類似方式界定了改革的使命。鄧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²所謂“第二次革命”，是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相參照而言的；作為又一場革命，改革同樣具有毛澤東所描述的功能，即破除妨礙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發展的力量。習近平發展了鄧小平的思想，進一步提出“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³，這相當于宣布，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共產黨的使命都在于破除一切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在此意義上，中國共產黨是自覺承擔了特定歷史功能的使命型政黨。要更為深入地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借助歷史唯物主義，對黨的這種性質和作用作一個分析。

在考察由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更先進的生產方式過渡時，一般認為，生產力的根本提高是這種過渡的先決條件。然而，生產力的這種在“事先”意義上的因果作用，只能解釋世界歷史過程中那些直接符合必然性或一般性法則的變化，并不能解釋偶然性或特殊性在其中發揮重大作用的制度變遷過程。在歷史制度變遷中事實上存在兩條道路：一條是由生產力的根本改變為先導，繼之以生產關系變遷的道路；另一條則是上層建筑發生改變，進而導致生產關系變革的道路。

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承認制度變遷有兩條道路，還需要對第二種制度變遷路徑與生產力的關系，以及兩種制度變遷路徑之間的關系作出進一步解釋，換言之，必須對世界歷史中分別代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加以協調處理，以便提出一個更為全面的制度變遷理論。筆者曾提出，在存在制度變遷第二條道路的場合，只有在生產關系的變革最終引發了生產力的質的進步的前提下，才會導致生產方式的具有不可逆性質的整體變遷。

在這一變遷中，生產力發揮了“事后”意義的歸根結底的作用（或可稱為結構因果性作用）。筆者將這種生產方式的整體性變遷，即不僅通過政治權力的變化改變了生產關系，而且最終促成了生產力水平的質的提高，稱作“有機生產方式變遷”。有機生產方式變遷將上述兩種制度變遷道路融合為一，帶來了經濟社會形態的最終嬗變。⁴

二、列寧、毛澤東與有機生產方式變遷

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列寧明確意識到了上述問題。十月革命后，以考茨基等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理論家試圖從生產力一元決定論出發否定俄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列寧在《論我國革命》一文里對這些批評意見作出了回應，他寫道：“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上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⁵

卡爾·考茨基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筆者曾將這個回應稱作“列寧晚年之問”⁶，其中包含兩方面含義：第一，在列寧看來，世界歷史是由特殊性和偶然性組成的，不僅包含一般性和必然性，十月革命成功地爆發在落后的俄國，體現了這種特殊性和偶然性。第二，列寧問：憑什么不能先奪取上層建筑，建立蘇維埃，然后再從文化或生產力上趕上歐美發達國家的水平呢？如果說第一點涉及世界歷史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因素，第二點則涉及制度變遷和必然性法則的關系。列寧試圖將這兩方面相結合，體現了他對前述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自覺意識。

作為革命家，列寧在革命前已經提供了相應的理論，以解釋俄國革命這一偶然性何以可能變為現實。我們把這一理論稱作關于革命的特殊性理論，在這一理論中，列寧從主客觀兩個方面解釋了在俄國這樣一個落后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行性。就客觀方面而言，列寧在帝國主義論的基礎上指出，俄國是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就主觀方面而言，則有列寧在《怎么辦》里提出的建黨學說，其中包括先鋒隊黨的理念以及工人群眾階級意識要從外部灌輸的觀點。一個先鋒隊黨在關鍵時刻的政治決斷，就像一柄利斧砸碎了薄弱的鏈環。十月革命是在列寧關于革命的特殊性理論的指引下取得成功的，這個理論揭示了世界歷史在特定條件下開啟的時間窗口，使布爾什維克得以把握機遇改變歷史。

類似的，在中國，毛澤東也為中國革命提出了一個特殊性理論。從其井岡山時期的著作，到抗戰時期的《論持久戰》，再到《新民主主義論》，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理論的發展。毛澤東最先是從回應下述問題開始的：在井岡山這樣的地方搞工農武裝割據，為什么是可能的？他的回答是：第一，因為帝國主義是分裂的，第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是分裂的，因此中國共產黨有可能開展工農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繼而由農村包圍城市。⁷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這個戰略判斷不斷得到應驗，中國革命的力量得以持續發展壯大，最終完成了中國革命。

上述特殊性理論的成功運用，意味著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所開啟的是第二種含義的制度變遷道路。列寧和毛澤東的深刻之處還在于，他們清楚地意識到，制度變遷的第二條道路，必須最終和第一條道路相結合才有意義。列寧晚年之問直接提出了這一問題。⁸毛澤東則通過反思歷史唯物主義，試圖進一步從哲學的高度回應這個問題。

在《矛盾論》中，為了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作用，他重新認識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正如他提出的，這兩對范疇之間的關系，在特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具體而言，當著不變革生產關系就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變革就具有決定性意義；當著不變革上層基礎就不能改變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革就具有決定性意義。⁹這些論述一方面是對制度變遷第二條道路的明確提示，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制度變遷第二條道路的意義最終在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