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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體現了制度變遷的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有機結合

改革之初，鄧小平提出：“革命是要搞階級斗爭，但革命不只是搞階級斗爭。生產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從歷史的發展來講是最根本的革命?！?sup>10他還說：“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¹¹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得出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結論。¹²

上述這些論斷在涉及兩種制度變遷道路之間的關系時，體現出和前人觀點之間的連續性。與前人不同的是，鄧小平指出，只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實現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任務，這就在更高層次上接納了歷史必然性，由此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道路。

從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體現了制度變遷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抑或偶然性和必然性這兩重維度的有機結合，反映了制度變遷的第二條道路向第一條道路轉化的客觀要求。在這一轉化中，中國共產黨表現為促進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政治領導力量，并通過這一作用界定了自身作為具有特定含義的使命型政黨的特質。通過40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成功地將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開創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造就了中國經濟的巨大發展。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在此還應進一步探討如下問題：借助市場經濟發展生產力，何以仍須堅持社會主義？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決定的。20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處于深刻矛盾之中，兩次世界大戰，不僅使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而且將中國幾乎推入亡國滅種的邊緣。與此同時，蘇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在30年代實現了工業化，展現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繼而走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是時代的必由之路。

北京工業化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還要指出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18世紀產業革命后的崛起和發展，雖然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卻從未證明自己是地球上合理而普世的制度。直至今天，依然存在著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主宰全球的格局。根據聯合國貿發組織提供的2017年數據（以不變價格計算），全球發達經濟體以占世界13.98%的人口，在全球GDP中占據了59.36%的份額。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的這種不平衡發展，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森堡那里最先得到深入的分析，依照她的見解，發達資本主義宗主國必須仰仗前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的市場，來實現自己生產的剩余價值，這造成了悖論：一方面，只要資本主義經濟還能順利地再生產，它就不是地球上全面流行的普世的經濟制度，因為它必須吸吮外部市場的營養；另一方面，一旦資本主義將自己普世化，資本積累就會因為剩余價值實現困難而崩潰。¹³盧森堡的理論在論證上盡管還有缺陷，但她正確地觸及了一點，即發達資本主義是依靠剝奪性積累，而不止是內源性積累（即單純依靠本國生產的剩余價值進行積累）而生存的。這一點不僅在她所處的時代是真實的，今天依然如此。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盡管在其意識形態生產上鼓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普世的經濟制度，但其政治精英從來沒有真正相信過這一點。這一事實從2019年中美之間的貿易戰中格外刺眼地表現出來。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的不平等是一種結構性現象，它表明，盡管世界大多數國家奉行資本主義制度，但這一制度不能自動帶來繁榮和發展，從全球視野來看，它甚至可以說是失敗的制度。根據世界銀行按PPP（購買力平價）統計的人均GDP數據，1990年全球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是低收入國家和地區的19.63倍，到2018年，這一差距擴大到22.54倍。根據聯合國貿發組織的數據，從1970年到2017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包含中國）人均GDP之比，從15下降到9.2，但如果剔除中國，該比率從10.9下降為10.8，幾乎沒有什么變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方面走出了一條落后國家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工業化的成功道路，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市場經濟的內涵，建設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型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為縮小全球南北差距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此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發展了中國，而且獨創性地探索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代化道路，這是中國道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本文選自《中國話語：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演講錄》，孟捷、張暉明主編，重慶出版社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文集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頁；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頁。

2.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頁。

3.習近平：《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9頁。

4.參見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49—50頁。

5.參見列寧：《論我國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札記）》，《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777頁。重點標記是原有的。

6.孟捷：《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從列寧晚年之問到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5期。

7.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106頁。

8.在革命后的著述里，列寧反復提到，在新生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賽中，勞動生產率進步起著決定性作用。例如：“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創造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最終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最終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創造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見列寧：《偉大的創舉》，《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頁。

9.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26頁。

10.鄧小平同志1980年四月至五月四次談話的節錄，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頁。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12.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頁。

13.盧森堡：《資本積累論》，彭塵舜、吳紀先譯，三聯書店，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