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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諾頓：赫德森教授，你剛才說的論點（中國的發展將挑戰美國服務于食利者的制度），我很少看到有人提出。我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論點——但很有趣的是，它與我們看到的很多人的主張相矛盾，甚至和一些左派人士的主張相矛盾。

他們認為新冷戰，一般來說只是中美政府之間的沖突，不是制度的沖突。與制度沖突論相反，他們的論點是，中國是另一個“資本主義”大國，這是一場資本主義之間的競爭，類似于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競爭，因為中國和美國的經濟體系非常相似。但你的論點，其實恰恰相反。

我現在只想讀一下你在你的網站Michael-Hudson.com上發表的專欄中非常簡短的一部分，它叫做“美國的新自由主義金融化政策與中國的工業社會主義”。你在里面引用了里根政府的顧問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一段有趣的話，他的話不無抱怨：

“中國的經濟與當今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一系列其他自由貿易協定中所體現的全球經濟體系的主要前提原則不相容。這些協定有這樣一個預設：經濟主要以市場為基礎，國家的作用受到限制，微觀經濟決策主要留給在法治下運作的私人利益來決定。

這個體系從未預料到會出現像中國這樣的經濟體，在中國，國有企業占生產的三分之一；民用經濟與戰略軍事經濟的融合是政府的需要；五年經濟計劃把投資引導到目標部門；一個永遠占主導地位的政黨任命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主要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并在每個重要的公司建立了黨小組；貨幣價值被管理，公司和個人數據被政府詳細收集，用于經濟和政治控制；國際貿易隨時可能被武器化來用于戰略目的。”

在你的專欄中，你指出這實際上是一段來自美國的貿易顧問的非常有趣的評論，因為美國指責中國的事情——比如說將國際貿易武器化，或者融合民用經濟與軍事經濟——美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好地體現了這幾點。

但他也證實了，你所論證的觀點是正確的。他的抱怨是，中國的國有企業仍然占生產的1/3，中國共產黨仍然在指導經濟。用列寧的老提法說，這叫控制著經濟制高點。

所以你認為，當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左派人士認為這只是一場競爭，即中國的資本家階級和美國的資本家階級之間的資本主義競爭，你怎么看這種說法？

邁克爾·赫德森：嗯，我在中國呆了很久，我在那里的一些大學有教職。中國當然與美國有根本性的不同。

你可能已經注意到，中國對互聯網金融巨頭采取了行動。中國政府表示，只有政府才能保持金融和信貸作為公共事業的狀態。

現在，普雷斯托維茨所說的國有企業，在美國曾被稱為公共事業。而在歐洲，大多數公共事業都是國有的，如國家衛生系統。

美國則擺脫了政府對許多公共事業的直接所有權和管理權，但電力公司、天然氣公司，幾乎所有天然產生壟斷的公共事業都曾經受到管制。現在這些公共事業已經被解除管制，在過去40年里幾乎沒有任何監管。

因此，中國將公共事業保持在公共領域，這意味著這些公共事業并不是收取租金的工具。這里的租金是指壟斷租金，比如我們在紐約為有線電視服務支付的租金，比如美國人為互聯網支付的租金，比如美國人為公共衛生支付的租金，比如美國人為教育支付的租金。

中國提供免費教育，中國提供免費的公共衛生服務（譯注：原文如此，作者認識有誤），俄羅斯也基本上是這樣。不幸的是，俄羅斯的公共衛生服務是指，如果你不舒服，就給你一片阿司匹林，但至少它沒有被私有化。

因此，美國是一個租賃經濟。而當左翼人士——或者自稱是左翼人士的人，他們其實根本不是左翼人士；我不知道他們是什么，也許是后左翼——很少有自稱是左翼人士的人區分工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嗯，這就是上個世紀的顯著特征。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有一種遠離工業資本主義的運動，即經濟走向金融化，走向金融資本主義，其基礎是金融部門和食利部門的合并，主要是FIRE部門——金融、保險和房地產（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還有自然資源壟斷部門，銀行在那里帶頭組織信托和組織壟斷。

因此，在美國大多數銀行信貸的基礎是公司的所有權或壟斷權。現在，中國并不為這些東西提供貸款。中國人民銀行是中央銀行，中央銀行不為企業收購創造信貸；不為投機創造信貸；不創造靠經濟租金和剝削致富的經濟。

但是，很明顯，中國有許多成功的億萬富翁、許多成功的企業家，但這些主要是工業企業家，他們實際上有許多貢獻和創造。

中國設法避免了蘇聯斯大林式的微觀管理，這種管理阻礙了一切市場反饋和一切自發的創新。中國能夠百花齊放，讓創新發生。它讓個人通過創新致富，只要這些人的業務、生產和財富符合公共利益，即能夠提高勞動質量和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

金融資本主義，比如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眼光是很短淺的；它的時間框架是短期的，最多一個季度或三個月。在這樣的時間框架里，人們關心如何能夠提高股票價格，以便我們能夠在時機成熟時賣出，跳出這條已經在沉沒中的船。

他們不關心如何使經濟更繁榮；他們不關心如何使勞動者們更快樂，工資更高，或有更好的生活標準，甚至使他們獲得長期的養老金。固定的繳費計劃已經取代了固定的福利計劃。這基本上是一個剝削性的制度。

而中國的整個管理系統是中央管理，這是因為需要強大的國家來防止獨立的食利者階級、獨立的金融階級出現，這些階級一旦出現就將對現代經濟做它對拜占庭帝國所做的事情，也會試圖做在青銅時代的近東地區做的事情——接管政府。

中國不希望食利者階層像他們在美國所做的那樣，把美國變成一個中央計劃經濟。我們現在比納粹德國更像是一個中央計劃經濟。但中央計劃經濟的指揮權是在華爾街，在金融系統，而不是在政府。

因此，當拜登和布林肯談論自由市場時，他們指的是一個由金融部門進行中央計劃的市場。政府和民選官員除了決定他們是否要投票給民主黨或共和黨的贊助商和食利者利益的支持者之外，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麥克斯·布魯門特爾：你如何看待疫情的大流行？以及——我可以說，在華盛頓有一群人認為新冠病毒是在武漢的實驗室里故意炮制出來的。因為金融資本主義在這場大流行病中表現得如此糟糕，遭受了如此大的挫折，與中國的經濟堅挺形成對比，而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而他們炮制了這種陰謀論，因為他們無法真正理解為什么會這樣。

所以，也許你可以解釋一下，大流行病是如何加速了你一直在闡明的這個趨勢，以及金融和工業資本主義之間怎樣進行對比？

邁克爾·赫德森：聽到你說金融資本主義表現不佳，我感到很震驚。自從新冠肺炎疫情危機開始以來，前1%的人已經賺了一萬億美元。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是最好的賺錢機會，這是金融資本主義的大豐收；對于他們來說疫情很美妙，因為他們正在摧毀經濟的同時把利益都塞進了自己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