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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遇到的反對意見

新當選的總統特朗普是否能夠像基辛格一樣采取羅斯福式解決方法來處理他將要面對的問題呢？一個明顯的反對意見可能是，美國、俄羅斯、中國、英國、法國這樣的聯盟是前所未有的，但這分明是無稽之談：因為正是這個聯盟贏得了二戰的勝利。第二個反對意見可能是，在沒有如同當年的德國和日本那樣的侵略性勢力的沖擊下，這種聯盟是很難維持的。然而，直到1948年冷戰才開始、次年共產黨人才確立其在中國的地位，在這些關鍵事件發生之前，即使侵略勢力已經不復存在，許多理性的人依舊希望這種戰時聯盟能夠維持。

實際上，維持某種聯盟正是富蘭克林·羅斯福計劃將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定位為“四個警察”（加上法國）的目的所在。但是他低估了斯大林的影響力和蔣介石的無能。第三個反對意見是，由于2600英里共同邊界的存在，俄羅斯和中國遲早像1960年代那樣再次發生沖突，但是這只是一種推測，因為那些曾被預言隨著中國向東亞實行經濟擴張的“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會產生的摩擦到現在也尚未發生。

讓我們考慮一些可能性更大的反對意見。首先，特朗普致力于增加國防預算，扭轉“預算封頂”的削減政策，并建造數百艘新戰艦來維護西太平洋的安全。美國海軍的發展趨勢是擴大其在南海航行的自由，并挑戰中國在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聲明。

特朗普可能將此作為與北京進行影子拳擊的一部分。這將是日本政府利用特朗普在這一方面明顯的反華立場的黃金機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全球領導人中最早與新總統進行會晤的人，從他的角度來看，他必須在特朗普上任的前一百天里使其重申美日的同盟關系，并且使其支持安倍希望修改憲法的主張，結束日本放棄戰爭的時代。今年早些時候，北京劃出了紅線，如果日本船只加入美國的航行自由，北京威脅將會對此進行報復。

但是，這個觀點的缺陷是，不管是與美國海軍作戰或者僅與日本海軍作戰，對中國來說都不是明智的選擇。因為中國艦隊無法贏得這種戰爭的勝利。實際上，遼寧艦作為人民解放軍唯一的一架航母，其戰斗力并不強，甚至可能達不到越南海軍的實力水平。歷史上，在領土爭端中，中國只有看到其對手的力量打破平衡時才會使用武力。但這并非今天的情形。

相反，隨著奧巴馬政府暫停推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以及中國推進的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得到發展機遇，現在，經濟潮流正沿著中國所期待的方向發展。海軍對決，即使它沒有以中國的屈辱失敗而告終，也可能會破壞最近在調和與菲律賓和韓國等國家的關系方面所做的努力。無論如何，北京的戰略并非建立一個南海版的日德蘭半島。中國的投資重點并非在戰艦上，而是在反介入/區域封鎖（A2/AD）系統和網絡上。在適當的時候，特別是如果美國海軍強大的航母群試圖在中國沿海水域或其附近巡航時，他們將暴露在中國導彈的射程內。

習近平冒險進行海軍對決的唯一的原因可能是，他相信有必要在面臨經濟增速急劇下降的情況下，維持一黨制國家的合法性。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兩次主要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確實幫助當時的黨領導人在國內鞏固了權力，即使軍事結果不盡如人意。然而，即使考慮到中國經濟面對的挑戰越來越大，但是否足以使中國的社會狀況和政治狀況在2017年惡化到讓中國領導人認為值得做出類似威廉二世在1914年的德國做出的那種賭博的程度也是值得懷疑的——況且中國領導人非常了解西方歷史，他們知道威廉二世的下場是什么。

進一步的反對意見與歐洲的情況有關。特朗普喜歡普京，似乎對歐盟和北約態度最冷漠。但如果普京弄巧成拙呢? 比如一個類似烏克蘭式的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入侵，這就是一個明顯的錯誤舉動。特朗普能否抵制來自大西洋兩岸外交政策機構的強烈抗議，促使他援引“華盛頓條約”第5條呢？同樣地，特朗普支持“英國退出歐盟”，可能會為英國提供貿易協議。

但是，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英國與歐盟的“離婚”遠未完成，也可能永遠不會完成。的確，它甚至還沒有開始，因為“里斯本條約”第50條尚未觸發，甚至在此之后，英國退出歐盟的條款可能至少需要花費兩年時間。特蕾莎·瑪麗·梅（她設法成為首相，但對英國退出歐盟一事敷衍了事），不太可能冒險違背英國現有的條約義務，像“英國”獨立黨領導人奈杰爾·法拉奇那樣去做。

最后，讓我們考慮羅斯福戰略在中東和北非的潛在問題。對伊朗的強硬路線不無道理：如果伊朗繼續違反核協議的條款，比如進行彈道導彈試驗以及保持超出協議允許范圍的重水，特朗普可以而且應該對其進行軍事報復的威脅。然而，ISIS在伊拉克的失敗可能釋放新的離心力，他們長期威脅要分裂國家，伊朗將像往常一樣受益。

此外，特朗普政府將很快面臨一些復雜的關于庫爾德人的選擇，庫爾德人為ISIS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否支持該地區的各個庫爾德派別，或者是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一個獨立的庫爾德斯坦？若是如此，很難看到華盛頓和土耳其關系的任何前景。這可能會摧毀基辛格所設想的敘利亞沖突的解決辦法，因為土耳其需要成為它的締約國。

但是，這些反對意見也可能忽略了一個基本的歷史現實。當前，普京和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之間的和睦似乎不可能成為該地區地緣政治的永久特征，它類似于婚姻帶來的便利，其效用將消失于唐納德·特朗普踏上莫斯科停機坪的那一刻。在大中東地區最長久的對峙畢竟存在于俄羅斯人和土耳其人之間，美俄之間友好協議的另一個明顯的輸家將是土耳其。

這也不算是悲劇。 長期以來，埃爾多安一直假裝對加入歐盟感興趣，但同時侵蝕了阿塔圖爾克的長期遺產，削弱了該國的軍事領導地位，并穩步推動土耳其走向政治伊斯蘭教。 然而，由于對阿拉伯人的懷疑，他對新奧斯曼地區權力的控制不足，而他的國內力量則取決于對自由言論的嚴厲鎮壓和對公共部門的大規模清除。埃爾多安看起來像是新秩序中的另一個弱者，而遠遠不是未來的強者俱樂部的一員。

美國人在維護美國的偉大上，從未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