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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俄羅斯中斷了對歐天然氣出口，由于沒有其他備用管道，天然氣供應很難恢復。普京自以為能夠以天然氣為“武器”使西方走向分裂。但目前看來，這一想法已經落空。俄羅斯還試圖封鎖黑海糧食走廊，從而向烏克蘭及西方施壓。但這一措施的戰略價值同樣有限，貧窮的非洲和中東國家成為最大受害者。

現在看來，俄烏戰爭使俄羅斯淪為其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經濟附庸。西方的制裁意味著俄羅斯出口到中國的商品必須打折出售。

然而，美國的戰略存在兩個明顯問題。第一，假如算法作戰系統的威力相當于戰術核武器，那么，鑒于俄羅斯沒有算法作戰系統，普京最終很可能被迫動用戰術核武器。第二，拜登政府似乎已全權授權基輔決定和談時機，但俄羅斯顯然不可能接受烏克蘭提出的和談條件。

因此，這場戰爭似乎注定要像上一次冷戰期間的朝鮮戰爭那樣長期持續，直到陷入僵局、普京去世，俄烏雙方達成停戰協議、重新劃分疆界。但持久戰的問題在于，美國和歐洲的民眾往往比敵人更早厭倦戰爭。

相較于俄羅斯，中國是一塊更加難啃的骨頭。一場代理人戰爭足以使俄羅斯的經濟和軍事倒退三十年。而對于中國，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所言，比代理人戰爭更可取的做法是在“包括微電子、量子信息和人工智能在內的計算機相關技術”以及“生物技術和生物制造”方面遏制中國的技術發展。

沙利文還聲稱：“在出口管制方面，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長期以來的前提，即在某些關鍵技術上保持‘相對’優勢。我們之前的方法是保持‘浮動優勢’，即只需在技術上領先對手幾代。然而，如今的戰略環境已經改變?？紤]到高級邏輯、存儲芯片等特定技術的基礎性本質，我們必須保持盡可能大的領先優勢?！?

沙利文認為，對俄制裁“表明技術出口管制不只是一種預防性工具”，而且可以成為“美國及盟友的新型戰略資產”。同時，美國還將加大對國產半導體及相關硬件的投資。

該方法的可行性已在第一次冷戰的經歷中得到驗證。蘇聯經濟體之所以在信息技術方面落后于美國，部分原因正是美國的出口管制。然而，這一做法對中國能否奏效，仍是存疑的。中國已成為了世界工廠，正如二十世紀的美國，其工業和經濟的發展遠比蘇聯的巔峰期更為全面和深厚。

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中有這樣一個情節：三體人在派出侵略軍穿過太空的同時，以星際監視遏制地球的技術進步。對中國發展的遏制，真的能幫助美國贏得第二次冷戰嗎？

誠然，近期美國商務部的對華出口限制（限制對華出口先進圖像處理設備和芯片制造技術，禁止在中國超級計算機上使用美國芯片和專門技術）使中國相當為難。這一措施幾乎完全切斷了中國從韓國、臺灣和 “美國人”（指所有美國公民和美國綠卡持有者）處獲取高端半導體芯片的渠道。

中國也確實無法拿出立竿見影的對策。中國的絕大部分芯片制造能力都處于低技術節點（尺寸大于16納米）。中國大陸無法在一夜之間復制出一個擁有先進芯片制造技術的臺積電。哪怕武力收復臺灣，也不能指望臺積電會照常運轉——臺積電的芯片工廠極有可能毀于戰火；即便工廠得以保全，假如工作人員逃離臺灣，來自美國、日本和歐洲的設備停止供應，工廠也無法運轉。

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束手無策。中國在銅、鎳、鈷、鋰等礦產的加工領域占據主導地位，這些礦產對現代經濟至關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控制著逾七成稀土的開采和加工。所謂“稀土”包括17種礦產，用于制造智能手機、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和半導體等設備的組件。假如中國切斷對美國的礦產出口，雖然無法對美國造成致命打擊，但足以迫使美國及其盟友倉促開發其他礦源。

不可持續的財政政策往往被視作美國的“阿喀琉斯之踵”。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顯示，未來十年間，聯邦債務的利息支出可能超過國防支出。同時，假如聯邦儲備委員會采取量化緊縮措施，那么由誰來購買每年增發的所有美國國債，目前猶未可知。

中國是否可能以此為契機，在金融方面向美國施壓？截至今年7月，中國持有價值97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是美國國債的第二大外國持有者。很多人都意識到，假如中國選擇拋售美國國債，將導致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美元匯率下跌，盡管這一做法也會使中國自損八百。

相較于金融領域，美國在資源方面甚至更為脆弱。美國早已不再是制造業經濟體，而成為了一大進口國。美國海軍陸戰隊中尉馬修·蘇亞雷斯（Matthew Suarez）在《美國使命》上發表了一篇頗具見地的文章，文章指出，這一轉變使美國高度依賴世界商船。蘇亞雷斯寫道：“除石油和大宗商品外，絕大多數國際貿易貨物都是通過約6.1萬艘商船上的600萬個集裝箱來運輸的。這種商品流動必須基于同樣穩健的數字信息平行流動。”

在蘇亞雷斯所提及的兩個領域，中國的主導地位都日漸增強、不容低估?！耙粠б宦贰背h推動了基礎設施建設，從而降低了中國對海運的依賴。同時，上海西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迅速崛起，成為最先進港口操作系統的領先供應商。

俄烏戰爭提醒我們，在戰爭中，對貿易的擾亂可以被用作重要武器。這場戰爭還警示我們，無論是否有進口渠道，大國都必須保證大規模生產現代武器的制造力——戰爭進展至今，俄烏雙方都已消耗海量的炮彈、導彈、裝甲車和無人機。在任何可能發生的中美沖突中，“美國究竟能堅持多久”都是一大關鍵問題。

我在胡佛研究所的同事杰奎琳·施耐德（Jacquelyn Schneider）一針見血地指出，僅僅“支援烏克蘭四個月……就已大量消耗了美國的武器儲備，包括三分之一的‘標槍’反坦導彈和四分之一的‘毒刺’防空導彈。”根據皇家聯合服務研究院提供的數據，美國目前火炮彈藥的年產總量，只能滿足俄烏戰爭早期十天至兩周的作戰需要。

美國國防部2022年2月發布了一份有關工業產能的報告，向我們拉響警報：美國生產戰術導彈、固定翼飛機和衛星的公司已將上述設備的產量削減了一半以上。

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某些方面，美國今日的處境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英帝國類似。假如美國政府像當年的英國政府一樣接連犯錯，美國財政將不堪重負，從而無力阻止在東歐、中東和遠東三大戰場同時爆發的戰爭。

1940年12月29日，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一次電臺廣播中表示，美國即“民主的兵工廠”。而如今的情勢與當年大相徑庭：假如上述危機真的出現，不會再有一個富有同情心的工業大國，像當年的美國一樣充當“民主的兵工廠”。

在發起對華經濟戰時，拜登政府必須格外謹慎，不可過于咄咄逼人。否則，一旦中國認為其與1941年的日本一樣，除去先發制人、武力取勝外別無選擇，局面可能變得極其危險——何況當今中國的立場遠比1941年的日本更加強硬。

鑒于一戰和二戰前夕都曾發生過一些規模較小的沖突（1912年和1913年的巴爾干戰爭、1936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和1937年的中日戰爭），基辛格對世界大戰再次爆發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眼下，俄烏戰爭的走勢似乎有利于西方，但在最壞的情況下，這可能與上述小規模沖突一樣，是一場更大規模戰爭的預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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