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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性角度來看，傳統(tǒng)泛民——也就是曾經(jīng)堅持“民主回歸”的一派，多數(shù)是民主黨員——如果改變立場支持政改，就等于宣布放棄反共立場，向建制靠攏。民主黨作為香港政治“老招牌”，門生遍布各界，包括好些政府官員和NGO領導人，它的政治前途仍是“光明”的：立法會議席照舊，2017年之后最少還有5次行政長官普選，它有資格派出愛國候選人，其它建制方面的便利也不用細說。簡單地說，就是稍有不同的民建聯(lián)或者新民黨罷了。

盡管傳統(tǒng)泛民可以繼續(xù)生存，但目前手握選票的議員卻未必獲益。從“占中”一事來看，不排除有些人希望有生之年當選特首，自己做不到，你也別想，魚死網(wǎng)破。有些人打拼政圈一輩子，圖的就是名份，叫他/她怎能丟臉？當然也有可能恰恰由于打拼一輩子，心情放得開，追求身后之名。反過來，有些泛民議員在別的方面事業(yè)有成才加入政圈，進退有據(jù)，他們既可能理性一些，沒有臉面的負擔，也可能固執(zhí)一些，不必作生存的考慮。反正每個人的情況只能具體分析，無法一一探究。

人性觸摸不定，沒有理性可言，抉擇難以猜測。這就是目前最有趣的地方。

現(xiàn)在泛民宣布，將與政府打“宣傳戰(zhàn)”，爭取過半民意否決政改。有些評論認為這是泛民在找臺階下，因為此前不少民調都已表明民眾希望落實普選，以后再改進，只要這次的民調結果一樣，那些早已暗自盤算如何轉身的泛民議員自然就能以此為理由。但我以為，要是希望轉身，在“占中”的時候早就可以，當時民怨四起，暴力事件接二連三，正是轉身的機會，但他們沒有這樣做。最近，公民黨的湯家驊宣布要成立“中間民主派”，反映泛民內部缺乏預案，更無轉身計劃，似乎是要對抗到底，使他不得不另辟門徑。湯家驊被公認為必然轉身的議員之一，但他近日聲明一定投反對票，這說明個人抉擇無可猜測。

總而言之，如果泛民內部沒有轉身的準備，那么一旦個別泛民議員改變立場使政改通過，泛民政團必然失去目標，陷入嚴重的價值和信念危機，而領導人的威信也將蕩然無存。屆時，它們就難以順利并入愛國陣營，若自成一派，勢必將要面臨分裂、接收，甚至從此消聲匿跡。

說起民意，現(xiàn)在建制文宣都說泛民議員罔顧市民利益，只顧個人的政治表態(tài)和執(zhí)著，不負責任云云。我以為應該更加深入理解：議員固然不是投票機器，他們應該互相探討，追求共識，但反過來說，他們只是部分選民選出來的，只代表部分民意，向部分選民負責，而非整個社會；如果他們認為無法達成共識而按照自己選民的意愿堅決反對，那么也是符合代議制度的，這是制度的局限。政改方案的困難，與其說是部分議員的阻撓，不如說是議會制度的必然；就算沒有政改，早晚也會發(fā)生這樣的爭議。

這也提醒我們，政改方案的表決結果不是建制派的功績或者泛民的責任，它是整個香港共同負責、一起表決的事，今日之事，整個社會都得檢討。民主制度要求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意味多數(shù)須為少數(shù)承擔。

這場民意宣傳戰(zhàn)，對香港來說已經(jīng)了無新意可言，所有話語已經(jīng)復述一遍又一遍。有些細節(jié)，香港人可能習以為常，但內地讀者可能覺得相當驚訝。

建制派話語常說“袋住先”，也就是“先接受下來再說”。言下之意就是現(xiàn)在不太好，但先落實了，以后再改。很多評論直截了當這樣解釋。

為什么建制派認為現(xiàn)在還不好呢？在《基本法》現(xiàn)行條文和“二十三條”付之闕如的前提下，人大框架除了保護國家安全，沒有其他限制；正如上面提到的，民主關鍵在于提名委員會的構成，而人大框架留下很大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之中，可以產(chǎn)生政治光譜多元化的候選人。如果這樣還不夠好，還能怎樣改進呢？如果沒有“二十三條”立法，卻容許低票成為候選人，幾乎等于允許港獨人物競選。難不成這是以后“改善”的目標？

如果說政改方案確實沒有重大改進，只是建制派和政府欠缺改革的力度；“四大界別”不碰不說，放任使用“袋住先”的說法，卻似乎有意無意地迎合部分民眾把問題推向中央的思維。

更有甚者，很多“中間派”表示支持政改，因為只有普選才可以阻止“港共”梁振英連任，阻絕“中國干預香港自治”。比如民主黨的黃成智表態(tài)支持政改：因為如果沒有政改，就是同樣的特首、同樣的中央干預，香港就沒有希望云云。這種言論不少，建制派對它們只有默許，甚至推波助瀾。

大家可以想象到，普選主題已非殖民歲月過后的當家作主，而是隔絕內地、對抗中央的手段。無論是建制派也好，泛民也好，主題都是盡量減少“內地干預”，只是一個承認“客觀限制”，一個異想天開而已。

我在上一篇文章之中提到，建制為了“收編”泛民，接收其基本盤，只會更加親近他們的立場，現(xiàn)在政府果然繼“一周一行”之后，再次復述本土派的話語。同時我也預料，往日建制和泛民的對立瓦解之后，社會深層矛盾將會從“真普選”的面紗之下浮現(xiàn)，今日建制派拒絕改變“四大界別”的構成，傳統(tǒng)泛民也不爭取，使我更加相信這個預測。

從這個角度來說，普選是“新時代的開始”，但更突出的意義在于終結——舊的政治秩序于此劃上句號，新的矛盾將會主導政治走向，重新劃分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