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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頓代表美國保守主義者與之針鋒相對，很不幸，美國信念并不是美國人的獨特性所在，因為這些抽象的政治原則同樣適用于并且已經被其他國家所接受。美國人也許曾經以“美國信念”立國，但這其實是個表象，美國的政治發展過程充滿了陰暗面，二戰前美國一直是一個白人社會，二戰讓美國成為一個多種族社會。美國新教民族主義長期排斥印第安人、少數族裔和新移民，美國的種族主義也歷史悠久，從消滅和驅逐印第安人、種族清洗到奴隸制、種族隔離、種族優越論、排華主義、限制移民，都違反“美國信念”，美國并不是一貫堅持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

2019年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制作的“美國信念”紀錄片

在亨廷頓看來，能夠把美國歷史從兩百年拉長到四百年的，不是“美國信念”而是盎格魯-新教文化，包括英語、基督教、宗教倫理、英國式的法治觀念、統治者責任、個人權利觀念以及反天主教的新教價值觀，支撐“美國信念”的所有政治原則都有新教淵源。這是因為，北美殖民地和英國本土同文同種密不可分，1629-1640年新教革命雖在英國本土遭遇天主教復辟而失敗，卻在殖民地創造出了一個殖民者新社會，這個新社會在人種、民族和宗教上是高度同質化的盎格魯-新教社會。1776年美國建國之際，三百多萬白人八成來自英國，新教徒占98%，黑人是奴隸，印第安人整體上被排除之外。

美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新教國家，不僅在文化上繼承了英國新教，在政治上也繼承了中世紀晚期都鐸時代的英國體制。亨廷頓在這里延續了其1981年《美國政治：失衡的承諾》的判斷，新教文化是美國的神經，都鐸政體是美國的骨架。這個政治骨架的重中之重在于，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在結構上分立，在職能上混合，結構分立是形式，職能混合是實質，美國政體是現代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三種因素構成的混合政體。因此，美國總統事實上是選舉的君主，是不戴王冠的國王，擁有和都鐸時代英國國王一樣甚至更大的權力，內閣各部長只是總統的秘書，美國聯邦政府用總統的名字定義，這些都是英格蘭都鐸政體的遺產。

美國國會大廈頂部壁畫

亨廷頓把美國的獨特性放在盎格魯-新教文化上，它既是貫穿美國歷史的核心文化，也是美國所有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的源泉。美國所有政治場合都有濃厚的宗教氛圍，政治宣誓手按《圣經》而不是《憲法》，新教在美國不是國教、卻勝似國教，華盛頓成了摩西、林肯成了基督，美國信念是不提上帝的新教，美國公民宗教是不提基督的基督教，美國的國家認同是新教愛國主義。這讓美國既是現代世界中政教分離最徹底的國家，又是政教合一最徹底的國家。

美國歷屆總統在該壁畫中被刻畫為上帝與諸神

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新移民帶給美國的最大挑戰就是認同危機，雙重國籍、多重國籍、多重公民身份、全球化這些因素導致人們要在認同上做排序。轉折點是1965年，美國廢除了旨在同化移民的熔爐政策，由此形成兩個方向完全不同的時代，21世紀初的當今美國面對的國家認同危機肇始于此。1965年之前，美國化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美國有能力通過熔爐政策讓移民美國化、塑造國家認同，是因為大家都接受新教文化，所有宗教都“新教化”了。盎格魯-新教文化是美國信念的父親，是美國和美國人最大的獨特性和共同性所在。但是，1965年之后，在自由主義政治精英主導之下，美國移民國策走向“去美國化”、“非美國化”乃至“反美國化”，反復解構美國和美國人的獨特性和共同性，讓美國的國家認同面臨種族、語言和文化上的三大挑戰。

首先是種族主義對美國信念的挑戰，對少數族裔的補償行動、配額機制、特殊照顧變成了逆向種族主義，走向種族平等的反面。

其次是雙語趨勢對英語主體地位的挑戰。墨西哥裔群體要求把西班牙語列為第二語言，沖擊英語的主體地位。很多白人不愿讓子女跟墨西哥裔同校，導致教育上的種族隔離在美國重現。精英與大眾對此嚴重分裂，精英支持雙語，大眾并不支持。1980-2002年間，美國包括最自由主義的加利福尼亞州在內的四個州和三個城市進行了12次語言政策公民投票，只有一次是大眾支持了精英。

最后是多元主義對核心文明的挑戰。多元主義本身不是西方文明固有的，它是少數族裔通過斗爭爭取來的。但是，多元文化對公立學校影響巨大，公立學校原本應該宣揚美國和美國人的國家與民族歷史、意識和認同，現在卻變成了黑人、亞裔、印第安人等少數族裔各自宣揚祖國的歷史，美國史被逐出大中小學課堂，從主流變成了邊緣。

亨廷頓認為，這三大挑戰直指歐洲文明、歐洲中心論或西方文明中心論，直指盎格魯-撒克遜白人在美國的主體地位，它們改變了教育平等的內涵，導致同化不再意味著美國化，不是向美國主流語言文化靠攏，而是向母國語言文化靠攏，越來越多的新移民身在曹營心在漢，遍布西南各州的墨西哥裔尤其難以同化，西南各州可能變成“墨西哥的飛地”，變成 “美國的魁北克”，美國國將不國的危險大大增強。

美國歷史學者小施萊辛格的著作《走向解體的美國》封面

此外，美國的國家認同還面臨三大內部威脅：

其一是美國商界、學界和各專業界的國際化精英和以“達沃斯人”為代表的世界公民，他們信奉道德主義、經濟帝國主義或普世主義的超國家觀念，他們不僅沒有祖國意識，還把民族與國家作為謀取私利的舞臺，他們與美國和愛國大眾的利益背道而馳，他們是美國內部的敵人。

其次是那些與母國政府存在更緊密聯系的移民群體，它們想借助美國的力量來影響母國政府、促進祖國利益，而美國結構分立的權力體系、多元主義的氛圍以及冷戰后直至反恐時代的無共識狀態，正好給了他們可乘之機。

其三是美國正在發生的社會趨勢，白人的種族屬性消失殆盡，人種之間的傳統區別模糊減退，拉美裔人數激增、影響擴大，精英和大眾在國家認同上的分歧擴大，這些趨勢導致美國的國家認同出現新老代際斷層，美國可能走向排外的白人本土文化保護主義，美國人彼此之間嚴重分裂，美國因此變得非常脆弱。

1960-2000年之間生于外國的美國人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