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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旅法學者、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宋魯鄭先生的《中國能贏Ⅲ》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發行。本文為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潘維所作序言。】

一

如同欣賞油畫，審美需與觀察對象保持一定距離，而審丑則需盡量近距離。國內學人近距離觀察中國，能看到很多丑。在海外長期生活或有長期海外生活經歷的學人，往往對中國的現在和未來更有信心。

旅法學者宋魯鄭先生的《中國能贏》充滿對中國的樂觀主義。筆者上世紀九十年代從美國歸來，與國內社科人文同行中盛行的悲觀主義也格格不入，有不吐不快的沖動。雖身處國內，卻一直喜歡當時生活在法國的宋先生寫的專欄文章，對他的論戰立場產生共鳴。這些文章的集錦，就是《中國能贏》。

不僅距離產生美感，有長期海外生活經歷者還有比較的優勢，知道各自有難處，只是難的內容不同，也就不盲從眾議。在美國住獨棟房子很爽，但修房、打理前后院的開支是很沉重的負擔，遑論每年2%以上的房產稅。中國城里人住腳不落地的公寓樓，房價昂貴，樓里樓外的公共衛生及秩序還讓人鬧心，但不用交房產稅，而且“裝修”后就不用“打理”了。美國人享受了很多中國人沒能享受到的東西。但中國人一般有現金存款，美國人一般沒有，大多是“月光族”，因為養老、醫療、汽車等保險費用很高。

發達國家的人均工資已經高到一定程度，進入了第三產業時代，低端的第二產業都挪到中國這種低收入國家去了。因此，那里的基礎設施完備，空氣質量好，給弱勢者提供的福利更令人羨慕。而中國城市空氣質量惡劣，基礎設施落后，福利體系還在襁褓之中。石化、鋼鐵、水泥、玻璃，都是高污染、低收入企業。處于第二產業時代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不能為解決污染而強行關停石化、鋼鐵、水泥、玻璃之類的企業，這些企業是隨工人工資增長和產業升級而被市場自然淘汰的，否則會制造大規模的失業問題。

一旦基礎設施建好了，城市容納了絕大多數人，收入高了，就可以將這些企業轉移到落后國家。中國富裕了，就會通過改善生產技術和進口來滿足低端產品的國內需求。“先污染后治理”這個市場規律是難以違背的。中國雖然混亂、落后、污染、貧富迅速分化，卻生機勃勃，類似高鐵那樣更先進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日俱進，展示著強勁和可持續發展的未來。這令西方國家感到恐懼，并不斷“忽悠”我們改變勒緊褲腰帶搞建設的政策。

《中國能贏Ⅲ》，宋魯鄭著，紅旗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二

長期在發達國家生活還比較容易熟悉其他欠發達國家。比較了其他欠發達國家才知道，接受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低端產品生產是種“大能耐”。那要求大量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勞動者和相當程度的交通、運輸、電訊等基礎設施，還要求開放卻能保持社會秩序的長期穩定。在絕大多數欠發達國家，除個別城市外，做到上述這些要求非常難。在很多欠發達國家，因為缺乏產業和稅收，中心城市以外的遼闊地區處于準無政府狀態。開放很重要，能彌補發展程度的落差。然而，因為發展程度的巨大落差，開放會引發急劇的社會變動，使維護社會秩序變得艱難。筆者十幾年前在北朝鮮隨意給了乞丐兩塊錢人民幣的“施舍”，后來才知道該國城市里的人均月工資僅合人民幣7元——外國旅游者在擾亂人家的社會基本秩序。

中國人均7千美元的GDP與發達國家4-5萬美元的人均GDP相比是落后的現實。這種現實導致無數落后的現象。然而還有一個現實：世界1/4到1/5的人口，以高速發展，在從1950年算起的六十年里解決了挨打、挨餓的問題，并準備從2010年算起的未來六十年里趕上發達國家。在未來三十年，每十年翻一番，中國的人均GDP就能達到5.6萬美元。這是鄧小平在1980年指的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百年不能變——到2080年不能變。變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就失去了動力和方向，就會一直落后，就無法消除種種落后現象。

三

因為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文字的國家，中國人大多對外國生活情形嚴重缺乏了解。缺乏在西方長期生活經歷的中國社科人文學者經常對西方生活產生美好的想象，并用這想象來批判國內的落后。這本來也無可厚非。

然而，受冷戰后西方政學兩界宣揚“制度決定論”的影響，不少中國學人把中華體制視為中國落后的原因，把一切落后現象歸結為“體制”問題，歸結為是否模仿西方政體問題。但中國以往六十年高速發展的成功又是因為什么？宋先生援引了北大第一任校長嚴復的話，一語中的：“制無美惡，期于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宋先生對伴隨中國走向成功的中華體制做了很有說服力的辯護。這種辯護有用而且及時。

好東西是高價的，甚至是禁賣品，比如西方對中國實行的高科技禁運。西方千方百計推銷，甚至不惜用飛機導彈毀滅百萬生靈去強迫別國接受的東西，能是“好東西”？若做誅心之論，“亂中取勝”和“分而治之”或許就是目的。有政治穩定未必有經濟發展，但沒有政治穩定就不可能有經濟發展。

是生產和生活方式決定政治制度，還是政治制度決定生產和生活方式？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還是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這是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的認識論之爭。

“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現實中，主動或被迫模仿西制的欠發達國家比比皆是，卻普遍未能解決落后問題。選票箱子解決不了吃飯和發展問題。現實中，選票箱子解決的問題明顯不如制造的問題多；司法獨立甚至還有如泰國那樣促成司法政變的。拆了克里姆林宮，俄國未能建成希望中的白宮。東施效顰是弄巧成拙。無論什么政體，都要植根于本國的社會與文化，適合本國的具體情況。

體制不是幾個聰明人主觀設計的，而是在成功的實踐中逐漸形成的。若《美國憲法》“穿越”到漢朝，被劉邦接受了，恐怕漢朝一天也活不下去，不會有近420年的長壽。王莽朝照書本概念治國，死得很難看。秦創郡縣，隋創科舉，民國創共和，可謂出色，卻分別只得壽14、37、38年。《美國憲法》推行八十多年后發生了血腥的大內戰，又當何論？美國體制不可謂不好，但美國在走向衰落又當何論？

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來執行的，活人很容易繞過死制度。人心壞了，什么制度都不頂用。制度不是“永動機”，不可能自動保障長治久安。世界上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長壽之方是科學，長生不老是迷信。國家興旺靠的是解決其面臨的主要矛盾，靠出色的大政方針、統一的思想路線、明確的政治路線、嚴謹的組織路線。

解決了挨打挨餓問題，我們還需要解決體制挨罵問題。在罵聲中，精英們會喪失希望，走向頹廢，像蘇聯那樣“自殺”，讓中國倒在民族復興的門檻邊上。拆了故宮中國也建不成白宮，只會出白宮贗品。

四

從遠近交替的觀察可知，美由丑組成，正如法國高級香水由很臭的原料配比而成。我們在國內生活，每天都遇到不愉快的事，并為之憤怒。但宋先生有距離的觀察在所有的丑惡之上看到了美，看到了中華體制的合理性，看到了我國未來的遠大希望。世界上的成就都是有代價的，成就越大，代價也越高。美國的成功之路和中國的成功之路都不是例外。正是成功復興的希望鼓舞我們保持樂觀，不斷去認識問題，解決問題，在解決問題中奮勇前行。

美國影片《肖申克的救贖》在結尾中說：“希望是個好東西，也許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在批判中華體制的一片喧囂聲中，我們要有定力，如宋先生那樣保持“制度自信”，為實現“中國夢”不屈不撓地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