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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無論是歐洲難民危機、英國脫歐，還是恐怖主義、特朗普現象，都指向一種迥異于過去二十年“世界是平的”之判斷。特朗普提出美國主義而非全球主義的口號，德國9月17日更是爆發反對TTIP大游行，多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極端黨派抬頭，地緣政治沖突加劇，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潮流再次興起，TTP、TTIP等排他性區域化機制不斷浮現。顯然，全球化進程正處于一個新的轉折階段，全球化面臨新的不確定性。

2016年12月17日，中國著名國際關系學者龐中英教授出席舉辦于三聯韜奮書店的“文化縱橫沙龍（南都觀察專場）”，和聽眾們一起探討“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的問題。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演講內容。】

沙龍現場

全球化進程并未逆轉

龐中英用“成也全球化，敗也全球化”來概括全球化對很多國家的影響。人們對待全球化的態度也經歷了從“趨之若鶩”到“燙手山芋”的轉變，起初認為全球化之勢不可當，過分夸大了全球化的作用，到了今天反而認為全球化已經逆轉，變得過分強調國家的作用。

中國亦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對外開放，融入全球化進程。這項政治決定恰恰是出于某種經濟動機，即想利用外部世界的經濟繁榮促進本國貿易，此外還能利用開放環境促進國內改革。過去幾十年中，中國參與全球化所獲得的紅利顯而易見。

時至今日，中國之外的世界經濟進入一個動蕩、不確定、危機的時期。經濟民族主義再次歸來，全球化處在退縮、后退和放緩（globalization in retreat）中。龐中英稱之為全球化的困境（globalization dilemma）。在此情況下，中國利用對外開放倒逼國內改革的效果也遠不如當年。

那么，未來中國應該在全球化格局中扮演何種角色？如何思考新一輪的全球貿易、跨境投資和人員流動的發展規律？如何找到第四次工業革命和新一輪全球化進程的可能演進機制？新一輪全球化又可能遭遇到哪些挑戰和困境？這些問題都值得認真思考和探討。

不過，龐中英也指出，“全球化的后退”（the retreat of globalization）并非是最近才出現的趨勢。他說，如果考察歷時25年的全球化研究，就可以發現，研究全球化的學者都認識到了全球化是一種深刻的悖論。

龐中英將人們對全球化的看法分為樂觀主義派和悲觀主義派。前者認為，全球化如同當年歐洲人的“印度”，會帶來 “遍地黃金”般的財富機遇。在這些樂觀主義者的眼中，即使是今日的困難局面，全球化仍然在繼續，只不過是新的全球化取代了舊的全球化。全球化進程無法逆轉、勢不可擋。與此相對的，悲觀主義者則提出了“逆全球化”的說法，顯示全球化處在困境中，遭到的阻力確實更大了。

龐中英并未認可“逆全球化”的命名。因為，仍然有驅動全球化的新力量。例如，中國的“一帶一路”在推進全球貿易、投資，而金融、互聯網等領域的全球化進程也沒有顯示出步伐的放慢。盡管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確實正在出現民族主義、本土主義興起的苗頭，抗拒不受約束的全球化運動對民族國家主權和政策議程的主導，但截至目前為止，似乎還很難將之簡單地說逆全球化已成單一趨勢。

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

龐中英指出，根據復雜性科學，我們不能忽略全球化的復雜性。全球化的兩百年，可以分成兩個時期：1815年至1914年是第一個“百年”，呈現出總體的和平，尤其是在歐洲，出現了沒有大戰的“百年和平”，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加深。不過，也是在這一段，歐洲瓜分非洲和世界的進程在加速。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也遭受了來自歐洲的巨大沖擊。美國崛起也發生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當時的美國國務卿John Hay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門戶開放”并不僅僅是指美國要求歐洲列強不要瓜分中國的政策，而恰恰是美國當時的全球化政策。

1914年至2014年應該看做全球化的第二個“百年”。這一百年中，因為各國的政策轉變、國際權力轉移和各種大事件，比如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1930年代到1945年）、蘇聯的誕生（1918-1919）、世界權力中心從老歐洲轉到美蘇（1945到1989）、戰后的非殖民化/民族主義運動（1945-1999），都使得全球化格局發生了重大轉向：既有冷戰（1947-1992）這樣的放緩和倒退，也有像歐共體和歐盟（1950年代至今）這樣前所未有的地區一體化趨勢。全球化就是這樣在曲折中進行的。

所以，龐中英指出，我們不能因為今天發生了一些影響全球化的重大事件，就簡單地斷定全球化已經逆轉。

誰全球化誰？——世界秩序的形成、潰敗與再造

龐中英指出，目前關于全球化的討論，大多局限在經濟領域。他認為這是不夠的。全球化的政治問題更重要。全球化的政治就是“誰全球化誰”，具體包括誰驅動、主導和控制全球化？誰從全球化中受益？誰在全球化中受損？全球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恰是一個世界秩序如何形成、潰敗和再造的問題。也就是說，人們試圖通過世界秩序管理全球化。百年和平期間歐洲的大國協調（歐洲協調）和二戰后形成的聯合國體系、國際金融制度（國際金融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就是這種管理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的化身。歐洲協調后來潰敗，而現存的世界秩序沒有有效地治理全球化。

2003年，波蘭索波特，街頭上被蓄意破壞的歐盟旗幟。 © Tomasz Sienicki

龐中英強調要將全球化、全球問題、全球治理這三個概念加以清楚地區分。他指出，要從全球問題的角度看待全球化，全球化是最大的全球問題，即全球問題最集中地體現為全球化。全球治理就是解決全球問題。對全球化的治理沒有到位，即全球治理沒有到位，全球治理赤字上升，才出現了目前這樣的對全球化的強烈反彈。一些國家，尤其是冷戰結束后的美英政府把全球化作為其主要的政策（如美國克林頓政府和聯合王國布萊爾政府）。但這些國家的政府并沒有同等重視全球治理。民眾享受全球化之利時不會反對全球化，當遭遇全球化之害時（例如并沒有享受多少全球化的利益卻要承擔全球化的害處），民眾就不得不通過現存政治機制（比如民主）對作為政策的全球化進行抗議，形成了今天一發不可收拾的民粹主義及其政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