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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在新著《美國的專主制：信息國家的崛起》中，以瑞士和新加坡為原型，提出一種無關民主、重視治理質量、由專家集體領導的治理范式——“專主制”。

經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翻譯全書并將在近期陸續以連載的形式刊登中文版，本文節選自原書第四章“人民代表大會”的第一節“沒有政策的政治”。觀察者網楊晗軼譯。】

《美國的專主制：信息國家的崛起》

得益于有效的集體領導制以及穩健的專家型公務員，信息國家的行政部門成為了強大的權力機構，國家前進的方向盤牢牢掌握在柏拉圖筆下的“衛國者”手中。但同時，立法機構也需要現代化，既要發揮制衡行政權力的功能，又要代表公民利益更好地履行立法職責。

美國本來應該努力成為一個沒有政治權術的民主國家，但不幸的是，它已墮落為一個沒有民主的權術政治體。今天的政治不再是以理服人，而是特殊利益群體之間狹隘的討價還價；而民主也不再是公民之聲，而是某個政治階級維持現狀的統治。美國空有選舉，卻沒有實質性行動，或者即使有行動，也不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

哈佛講師雅沙·蒙克把美國的制度稱作“不民主的自由主義”，也就是說這個體制保護各種權利，但缺乏將民意轉化為公共政策的制度。普林斯頓大學的學者馬丁·吉倫斯和西北大學的本杰明·佩吉經過研究指出，當普通選民的偏好與精英選民的偏好發生分歧時，國會無一例外地投票支持精英。他們得出的結論得到廣泛引用轉載：美國是個寡頭統治的國家，而不是民主國家，真正的統治者是腐敗的尋租式精英。

哈佛大學的勞倫斯·萊席克等法學家認為，美國的代議制民主程序等同于制度化的腐敗。事實上，美國的選舉制度沒什么賢能政治成分可言，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推動著“金錢選舉”，決定了哪些候選人可以獲得角逐大選的資格。雖然政黨沒有出現在美國憲法的條文中，但它們已經建立起一套非正式的程序規則和政策準則。

今天，美國政黨的議程不是由黨員從內部推動，而是由捐助者從外部操縱，這些捐助者能決定候選者名單，從而影響政黨的議程。

根據“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企業和自然人一樣都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而政治獻金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形式。不同之處在于，個人每隔幾年才有一次投票的機會，但企業每天都可以利用金錢實力行使“言論自由權”，而且所涉金額越來越大。當政黨跟隨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指揮棒起舞時，整個體制就遠離了賢能政治，成為萊席克口中的“金主制”。

美國國會議員實際花在立法上的時間少得可憐，政府支出預算在過去二十年里從沒有一次能按時獲得通過。大約半數美國國會議員和參議員在從政之前就已經是百萬富翁，而在擔任議員期間，他們在游說上花的時間幾乎和立法一樣多，而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準備下次競選上。從公職上退下來之后，他們又回到游說組織全職當說客。既然現實如此，美國選舉系統又怎么可能推進縮減競選經費、廢除初選機制、改革（或廢除）過時的選舉人團、或實行任期限制等的激進改革？

或許我們不應該把國會看作獨立的政府機構，而應將其看作某種強大力量的動因。長期研究美國國會的邁克·洛夫格林在新著《深層國家》中提出，華盛頓圈內的軍事和金融專業人士組成了一道隱秘網絡， 這套“全世界最復雜的機構”不但能操縱議員，甚至能取代立法者的資源和影響力。這個所謂“深層國家”其實是體制的蛀蟲，它通過收買議員減免稅務，可能很快就會榨干國會的利用價值。

不過，腐敗并不是單行道，而是雙向的。美國國會也非常清楚應該如何敲詐企業以維持自身“業務”：國會議員把企業捐助者當作搖錢樹，不填飽私囊就不給予新的稅務優惠政策，導致暫時性抵稅收抵免名目激增。

美國的間接民主體制也導致改劃地方選區（以鞏固議席）的做法盛行，這樣一來就給了茶黨激進分子劫持眾議院的機會，而參議院的結構也決定，少數農村選民就能綁架多數。美國建國初期，詹姆斯·麥迪遜曾擔心出現多數人的暴政，而對目前的美國而言，真正的威脅是少數人的暴政。

2013年，國會共和黨人為了廢除平價醫療法案關于支出的規定，鬧到政府關門。觀察人士伊萬·克拉斯特夫指出，美國民主已經成為一個“看誰是膽小鬼”的游戲，反對黨給執政黨搗亂讓對方一事無成，居然成了比治理本身更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