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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人眼里，民主體制的混亂或許正是其美好的地方，但國家如果因此變得無法治理，則絕對得不償失。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成為自身的囚徒，無法通過制定萬全的法律使社會變得更加美好。

在聯邦、州乃至市的層面，醫療、教育、基礎設施等領域的管理層級、法定權責、開支預算都存在許多相互重疊、彼此矛盾之處，導致不透明和混亂現象時有發生，給利益團體、律師、咨詢師利用混亂鉆空子的空間。

美國當前的情況是，國會不僅拿不出好點子，反而制訂了一系列如瑞士奶酪般漏洞百出的法律，它們復雜和怪異程度好比鴨嘴獸。拿奧巴馬醫改法案來說，它在技術操作層面有巨大困難，醫療包干項目缺少明確規定，許多人將其戲稱為“沒割干凈的包皮”。保險公司不再受到約束，放心大膽地在合同里做文章；本來有志從醫的人也對這個行業興趣索然。

與醫改類似，旨在改革金融監管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由于規定得過于死板，給美國企業造成過重負擔，導致它們在國內急需投資的關頭紛紛出走，向監管較松、運營更高效的海外市場進軍。

美國國會的透明度問題既降低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又迫使總統只好靠下達行政命令來治理國家，甚至導致地方政府為避免腐敗和聯邦政治的繁文縟節，不得不長期放權。基建、軍事和其他公共服務等需要大規模開支的項目，都離不開國會的批準，因此我們難免擔憂，如果立法機構得不到信任，關鍵性倡議將遭到忽視，進而損害社會整體利益。

美國商業和社會生活效率低下，不熟悉權力機制的人往往會怪罪大眾視野以外的“有關部門”。 但其實罪魁禍首是操縱國會的特殊利益團體，它們故意削弱專家治理體制，干擾了井然有序的日常事務。只有專業主義官僚回歸并重獲獨立領導權，才能從政治權術中拯救國家治理。在政治與行政、民主實踐和治理行為之間重新劃定界限，對恢復美國政府的信譽至關重要。如果美國的政府服務可以重新成為一門職業而不是某種利潤豐厚的愛好，民選領導人便可以與職能完整的政府機構緊密合作，確保政策和制度都符合民眾需求，真正為民謀利。

美國國會本來可以避免成為一個完全被民粹主義和特殊利益控制的機構。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有責任回應特定委員會或國會議員的質詢，可以授權它作為立法籌備機構，從而保證辯論限制在理性的范圍之內。哪些法案能惠及更多普羅大眾，而不是游說組織偏愛的大企業，國會就應該審議并通過這樣的法案。

作為立法部門下屬機構，政府責任辦公室和國會預算辦公室能提供質量評估，它們應該為如何支配油氣創匯等重要決策提供情境分析，這一工作理應常態化。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對政府懷有偏見，導致國會工作人員被大規模裁員，專業工作人員被經驗較少卻薪資較高的外包合同工取代。今天的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復雜，但美國國會卻越來越敷衍了事。

維系政客與民眾之間的紐帶還有另一種方法，那就是讓立法成為一項兼職工作。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美國國會議員都是兼職的，不像現在這樣常駐在華盛頓。今天，瑞士和新加坡還堅持著這個傳統，這兩個國家的議員都另有職業，保持他們與現實世界不脫節。他們既不能利用公職非法斂財，也不能承受政績欠佳對職業生涯和聲譽的負面影響。因此他們必須深入基層，直接與群眾交流溝通，解釋政策的必要性。

目前，美國已經開始開展政務討論，但基本都停留在民間層面，與實際立法進程沒有直接關系。例如，阿斯彭研究所的“萬眾”項目力求傳達不投票選民的觀點，而斯坦福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詹姆斯·菲什金則主導了審議式投票實驗，有助于選民在控槍等熱點問題上統一意見。 然而這些努力無法直接影響立法程序，只能在社會層面發揮修補作用，無法撼動特殊利益集團。我們是否能在想象中構建一個新時代，一個通過實時審議和直接民意確立政策的民主時代，一個排除國會代議制的時代？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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