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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海洋帝國的商業私利動機，使港英政府并沒有考慮過治理香港，而新界百年期限更強化了“借來的地點、借來的時間”的臨時心態，港英政府的經濟不干預政策說到底是乘機讓英國人撈錢的政策。因此，到“二戰”期間，港英政府統治香港已有百年，竟然沒有獲得港人的絲毫認同。“二戰”中英國人拋下港人倉皇撤離，反而要中國軍隊（比如入緬作戰的抗日軍隊）保護英國人。“二戰”后英國人重返香港，為了獲得港人的支持，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于一九四六年提出了所謂的“楊慕琦計劃”（Young’s Plan），在市議會中增加一半的華人代表出任議員。

楊慕琦（Sir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年6月30日—1974年5月12日），英國資深殖民地官員，在1941年獲任命為第21任香港總督，并于9月就任，但三個月后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軍香港，爆發香港保衛戰。幾經奮力抵抗后，楊慕琦在1941年12月25日“黑色圣誕節”向日軍無條件投降，淪為戰俘。他在戰時先后被監禁于香港半島酒店、臺灣及沈陽，后期受盡非人折磨。二戰在1945年8月結束后，楊慕琦沒有立即復任港督，而香港事務則暫由軍政府打理，直到他于翌年5月復任為止（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其時，《聯合國憲章》對自治領問題做出了規定，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已獨立，英國開始考慮殖民撤退的問題。然而，這個符合帝國撤退步驟的改革計劃提交到英國殖民地部后遲遲沒有回應。此時，香港問題已開始由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主導，帝國政治家們正在密切關注著中國戰局。香港的問題不是一個殖民撤退的問題，而是如何與未來龐大的中國保持關系的問題。繼任港督葛洪量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與大多數的英國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問題不是自治或獨立，而是一個對中國關系的問題”，“因為香港永遠不能宣布獨立”（《葛量洪回憶錄》，138、146頁）。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當解放軍勒馬羅湖邊時，英國人很快向新中國伸出了橄欖枝，在西方世界中率先承認新中國，以繼續保持香港殖民地，“楊慕琦計劃”也由此擱淺。

1966年，港督戴麟趾（DavidTrench）又提出了改革市政局，希望建立“地方政府”，將教育、房屋、醫療、社會福利等內政事務交由市政府負責，并選舉產生適當數量的議員參與管理。但該計劃最終擱淺，因為1967年的反英抗議運動使英國人深刻意識到，任何民主化的改革都會使香港左派進入政權中，而香港的前途只能回歸中國。面對這種局勢，港英政府在抑制民主化的同時，必須考慮如何在歸還香港過程中獲得與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而這個籌碼就是培養香港市民對港英政府的忠誠，塑造香港市民的自我意識，使其與內地在身份認同上割裂開來，從而給香港回歸制造困難。

戴麟趾（Sir David Clive Crosble Trench，1915年6月2日－1988年12月4日），英國資深殖民地官員，曾任西太平洋高級專員，1964年至1971年任第24任香港總督，任內香港工業長足發展，但期內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國大陸，香港亦受影響而爆發了六七暴動。暴動后，戴麟趾推出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生，如發展基建、小學六年義務教育等（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1967年2月，港英政府發表了“九龍騷亂調查報告書”，指出傳統觀念認為“香港僅是人和貨物的轉口港，人們在這里只工作一個時期即希望他徙”。這種“欠缺永久性和無所歸屬的感覺”，使得青年人產生了不安全感。為此，報告書建議“鼓勵他們認為香港是他們的家鄉”，同時加強各種宗親、街坊會的活動，建立一項“更為廣闊的忠貞信念的基礎”。

然而，和共產黨交過手的大英帝國深深意識到，要增加港人對英國人統治的香港的歸屬感，單靠暴力鎮壓、“贏心洗腦”工程和“行政吸納政治”并不能完全取得港人的忠誠，要與左派爭取群眾基礎，就必須解決群眾面臨的社會問題。于是，港英政府一改“統而不治”的殖民傳統，采取積極干預政策，制定了大量保護工人福利的法律。尤其1971年麥理浩（Murray McLehose）出任港督后推行了全面的社會改革和政府體制改革，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屋改革。

麥理浩，（1917年10月16日－2000年5月27日），英國資深外交官及殖民地官員，1971年至1982年出任第25任香港總督，他的任期前后長達10年半，先后獲四度續任，是香港歷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港督。麥理浩任內推動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使香港的社會面貌出現了深刻的改變。他的改革涉及房屋、廉潔、教育、醫療、福利、基礎建設、交通、經濟和社會各個范疇，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興建地下鐵路和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紛紛在他任內推出。這些政策不單直接改善市民的生活水平，還進一步為殖民地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正面形象，同時也增強了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圖片來自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