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久久精品免费福利电影,国产又黄又大又粗视频,A级毛片免费播放无码,人人妻人人爽人人澡欧美一区

二

“和平演變”與“中美共治”：美國對華的“接觸”戰略

在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之際，美國戰略界發起了“誤判中國”的討論。這次討論與1949 年后美國討論“失去中國”一樣，表明美國對中國政策上的連續性。從《中美望廈條約》開始，特別是美國對中國推出“門戶開放”政策開始，美國就將中國看作其邁向世界帝國的墊腳石。為此，美國在中國進行持續不斷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投資，從而希望將中國變成依附于美國的重要政治力量，這個定位盡管表面上是平等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略盟友，而實際上則是“主—從”結構的“附庸國”。

在美國戰略構想中，中國之于美國，猶如印度之于英國一樣，是其建立世界帝國的重要戰略基地。因此，1949 年美國內部對為什么“失去中國”的檢討，實際上就是在檢討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為什么扶持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最終導致失去了清末以來不斷取得的特權。而在 2017 年，美國對為什么“誤判中國”的檢討，實際上也是在檢討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為什么寄希望于中國內部民主自由化而失敗，從而失去了“遏制”中國崛起的最佳時機。我們只有理解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戰略布局，才能理解中美貿易戰在大國較量的“修昔底德陷阱”背后，有更深層次的關于發展道路、政治體制、文明傳統和地緣政治的較量。

二戰之后，核武器的使用使得大國較量很難訴諸直接的武力沖突，這就意味著世界帝國的權力更迭很難采用歷史上慣常采用的戰爭和軍事征服手段，而必須探索新的方式，這就是“冷戰”的方式。“冷戰”不是沒有戰爭，而是沒有發生使用核武器的大規模世界大戰，相反始終通過代理人進行小規模的、范圍可控的軍事沖突，與此同時，戰爭從單純的軍事戰場沖突變成了一場更為隱蔽的總體戰，即采取政治、經濟、科技、金融和文化領域的全面較量和不斷滲透進行“和平演變”。這兩種戰略成為“冷戰”的常規手法，前者就是圍堵遏制，后者就是接觸誘導。

由此，“冷戰”的重要性不僅在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現代化發展道路之爭，更是兩種帝國戰略方式之爭。蘇聯更多采用比較原始的、暴烈的軍事脅迫手段，而美國則采用更為現代的、更為柔性的“和平演變”的接觸誘導手段，最終追求“不戰而勝”。我們只要對比 1949 年之后蘇聯影響中國的方式與改革開放之后美國影響中國的方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兩種建構世界帝國的技藝存在巨大差異。

（一）體制改革與“和平演變”戰略

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實際上基于一套簡單的現代化理論，即經濟私有化和市場化，必然推動市民社會的興起和文化價值觀念的自由化，最后必然帶來多黨政治的政治民主化。而一旦實現政治民主化，則所有競爭的政治勢力最后必然投靠資本力量。正如列寧早就指出的，資本主義多黨制的實質就是資產階級控制的一黨制。美國可以通過掌握全球資本來控制意識形態、控制各種政治力量，最終建立起以華爾街為首都的世界帝國。當然，華爾街的金融體系必須以掌握全球軍事暴力為后盾。美國自由派建構者的世界帝國有許多美好的稱呼，比如“自由帝國”“金融帝國”“資本主義帝國”“人權帝國”“民主帝國”等等，但這都是對“新羅馬帝國”的具體闡釋，即不再像羅馬帝國那樣單純訴諸暴力，而是采用更為復雜、更為抽象、更為精巧的多種手法。這多種手法相互配合，構成“和平演變”戰略。

在漫長的“冷戰”歲月中，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新思維剛好落入美國“和平演變”的戰略中，因激進的經濟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而迅速解體。中國在 1980 年代同時啟動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也同樣遭遇了“和平演變”。幸運的是中國渡過了這個難關，保持了政權穩定和國家統一。與此同時，蘇聯解體恰恰作為前車之鑒，讓中國在經濟發展中對“和平演變”始終保持著高度的敏感和警惕。盡管如此，美國始終沒有放棄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戰略，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為“和平演變”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

從經濟上看，市場化經濟發展迅速培養起一個經濟力量雄厚的商業階層。他們在經濟上與西方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中最大力量乃是高度依附于西方的金融資本階層。形成一個跨國的、隱形的買辦階層。這個階層崇尚西方文化、認同西方世界，利用金融資本、裹挾著政府權力來獲取高額壟斷利潤。這個階層深度滲透到媒體、教育等各個領域中，試圖掌握中國的文化領導權。甚至于這個階層希望通過私有化和民主化獲得更多的財富和更直接的權力。

比較之下，在中國共產黨宣布“三個代表”之后，大多數從事實業的民營企業家始終關注自己的“政治待遇”問題，他們要為自己的財產和市場經營尋求政治保障。為此，民營企業家通過各級工商聯、政治協商會議、人民代表大會、黨代表大會穩步地進入政權建制中，甚至一度將民營企業家能否進入中央委員會看作民營企業家政治待遇的風向標。當然，如果將整個民營企業階層看作是推動民主化的動力，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事實上整體民營企業階層希望中國政治保持穩定，尤其是希望穩定的政府遏制民主化帶來的民粹主義傾向。然而，由于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對外高度依賴西方資本和技術，他們不僅受到資本力量的盤剝，又遇到國有企業的壓力，也沒有能力參與到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國家政策辯論中，若缺乏正確的輿論引導和政治教育，這個階層也會成為推動“和平演變”的力量。

從政治上看，在中國政府主導推動的市場經濟改革中，整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少官員變得日益腐敗。他們要么主動尋租，要么被商人所“圍獵”，從而和商業階層形成利益裙帶關系，以至于中國經濟發展一度被批評為“裙帶資本主義”。這種官商勾結形成了各種山頭、團伙和利益集團，資本勢力在黨和政府中不斷滲透，編織并扶持自己的利益關系網絡，甚至尋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而不少掌握高層權力和國有資產的權貴也開始幻想著通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名正言順瓜分國有資產，像蘇聯的高官一樣搖身一變為權貴大亨。由此在各種“圈子文化”中散布出來的“沉船論”，使得不少官員的政治立場發生動搖，并為自己偷偷安排后路，甚至將資產、家屬和子女安排在國外，以至于出現了“裸官”這種現象。在后來中央開展嚴厲反腐敗斗爭中，有很多官員就是因為喪失政治方向和政治意志、貪污腐化和“兩面人”而受到懲處。

從思想文化上看，近代以來，美國對中國的長期文化滲透培養起一個穩定的親美文化階層，他們信奉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接受美國人關于“歷史終結”的論述，以一種“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宗教熱忱投入到配合美國“和平演變”的事業中。由此，商業資本和自由派知識分子控制的文化傳媒體系在系統地宣揚自由、平等所帶來的價值相對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這股文化思潮在系統歪曲、丑化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歷史、全面攻擊和解構中國共產黨樹立的道德楷模和英雄形象的同時，卻在不遺余力地美化、懷念民國時代。一時間“民國粉”成為文化潮流，“小鮮肉”成為年輕人的審美偶像。一句話，整個中國的文化中產階層在追逐財富的紙醉金迷中日益走向沉淪。

2008 年盡管是中國崛起的標志年，但同時也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自由派在理論上用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后三十年來否定之前毛澤東時代的建國后三十年，主張在經濟改革取得成就之后必須盡快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否則不僅經濟改革難以繼續下去，而且連經濟改革已取得的成果都難以保住。這種輿論希望利用中國政治領導人權力交接的關鍵時期，全力推動關于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等政治體制改革議題，推動中國走向民主化。而此時，美國在中亞、中東推動的一系列“顏色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在實踐中“顏色革命”已經和國際政治力量、互聯網技術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套高度技術化、可以標準化培訓的顛覆政府的政治操作手冊。在這種背景下，自由派也開始嘗試運用新興互聯網手段來組織公共抗議事件，甚至連美國駐華大使都出現在公共抗議現場，試試在中國開展“顏色革命”的水溫。而此時臺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雨傘革命”和新疆分裂勢力的恐怖主義已經在外圍對中國政治發展構成巨大壓力。

市場資本主義及其享樂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的高歌猛進，必然引發波蘭尼所說的“社會自我保護”機制。“老左派”“新左派”和“保守派”在中國強勢崛起。可以說，中美在經濟領域中深度合作的十幾年，既是中國經濟生機勃勃開始向美國不斷逼近的十幾年，也是中國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大分化”的十幾年，還是中國人的自我意識、文化自覺、文化自信不斷成長的十幾年。特別是 2008—2018 年這“關鍵十年”中，不僅中美關系走到了十字路口，而且中國政治發展道路也到了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聲音不僅在自由派群體中呼聲很高，就是在黨內也有不少類似的公開主張，若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以進行下去；但另一方面，泛左翼政治也在崛起，并與文化保守主義結盟。在這種思想文化大分化的背景下，中央始終強調“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也“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然而，中國究竟走什么道路？各種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交織在一起，一度甚至處于白熱化狀態。尤其在 2012 年之前中國政治領導人交替的不穩定關鍵時期，美國媒體和政治力量深度卷入中國政治權力交接過程中，關于政治斗爭的各種消息往往首先出現在西方媒體上，并試圖通過西方媒體的報道來影響中國政治的進程。可以說，這十年不僅是中國歷史發展上的關鍵十年，也是中美關系歷史上的關鍵十年，甚至是人類歷史上的關鍵十年。

（二）“中美共治”的戰略誘導

在這“關鍵十年”中，雖然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將矛頭對準中國，但還沒有像后來特朗普政府那樣采取直接對抗的“遏制”政策，而是采取一種“和平演變”的戰略誘導政策。這個戰略的形成固然有美國長期的和平演變思路的影響，但也和當時美國的國內政治相關。2008 年美國爆發了金融危機，在這種背景下美國迫切需要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幫助和合作，更重要的是美國金融資本也在逃離金融危機的西方，而希望在經濟蓬勃發展的中國獲得巨大利益。因此，西方資本力量也不希望采取“遏制”戰略。

在這種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寄希望于多邊主義來約束中國，將中國吸納到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中并安排一個恰當的位置。一方面在經濟上推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希望在美國主導下建立新的貿易規則來迫使中國接受美國的治理，另一方面在政治軍事上重建盟國體系，加強對中國的軍事政治圍堵。如果說這些策略屬于外部推動，那么奧巴馬政府推出的重大策略調整就是在設定中國國內“和平演變”議程的同時，也通過設定中美關系來誘導中國進入美國設定的世界帝國體系。

因此，正是在這種時期，美國政策決策者提出種種關于中美關系的新構想。最著名的構想就包括伯格斯騰提出中美之間建立非正式特殊關系的“兩國集團”（G-2），形成“中美共治”格局，佐利克提出美國應當讓中國成為國際事務中的“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國”（Chimerica）以及基辛格等人構思的“太平洋世界”等等。這些概念一方面反映出美國因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開始高度重視中美關系，但另一方面是作為戰略誘導，引導中國將自己的利益與美國利益高度捆綁，從而形成“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利益格局，以維持中國出口而美國進口、中國儲蓄而美國消費、中國制造而美國金融的分工合作體系，從而將中國有效地納入到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中，成為控制亞洲的“遠東之錨”（布熱津斯基語）。在這個體系中，即使形成一個“太平洋體系”，那也是參照“大西洋體系”。美國賦予中國的地位類似于英國或者日本的地位，成為美國治理世界的得力助手。

chimera是嵌合的怪物，chimerica與其形似，圖片來源：wiki

可以說，面對中國的崛起，推動中國在國內政治中走“和平演變”的民主化道路與在國際政治中以“中美共治”誘導中美合作，是美國對華政策相互配合的兩個方面。一方面，一旦完成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就必然產生一個高度依附美國的政權，從而有效地實現“中美共治”的戰略安排。但另一方面，一旦接受了“中美共治”的格局，中國就必須在政治上高度依附美國，就像日本那樣處于“附庸國”的地位。

但是，“中美共治”的提出對國內不少人無疑是巨大的利益誘惑。在他們看來，從 1840 年以來，在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上，要么被西方侵略殖民，要么被西方封鎖排斥，現在中國既然能夠在美國的幫助下走出“歷史三峽”，甚至能獲得世界頭號強國如此的禮遇，難道對美國的仁慈和善意不懂得感恩、不值得歡欣鼓舞擁抱嗎？這實際上相當于恢復到國民黨時期的美國東亞戰略盟友的地位。當時中國名義上也是與美國和英國作為平等盟國共同處理遠東國際事務，可事實是，二戰后中國作為戰勝國僅僅希望收回香港的新界地區都被英國拒絕，至于決定戰后遠東政治格局的雅爾塔會議根本就沒有民國政府什么事，中國事務依舊操持在美蘇這些大國的手中。然而，在“歷史終結”論的背景下，中國自由派無論對中國政治的構想，還是對中國在全球戰略格局中的定位，始終處于政治不成熟的幼稚形態，甚至將曾經的國民黨政府所擁有的國際地位視為其最高政治理想，在民主自由的旗幟下享受“美國治下的和平”。

然而，無論是“和平演變”戰略，還是“中美共治”戰略誘導，從克林頓政府到奧巴馬政府，其所采取的對華政策取得了總體上的成功。所謂“總體上成功”就是不斷推動中國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與美國進行接軌，從而建立起美國與中國在現有國際體系中相互溝通、協作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幾十年的中美友好關系培養了一個相對熟悉美國、信任美國的精英階層，從而為中美關系的穩定和友好關系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和文化意識形態。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中俄關系，就會發現盡管中國在國際戰略上與俄羅斯建立了更為信任和穩定的政治盟友聯系，但中俄之間至今缺乏有機的經濟聯系和文化紐帶，無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彼此都沒有培養出一個能夠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相互理解和信任對方的精英階層。而這種經濟和文化聯系從長遠看必然有利于維持中美關系在未來的健康發展。因此，這種經濟和文化力量在中國完全有可能發展為促進中美早日結束沖突、走向合作的積極、健康力量，但也可能演變成為配合美國“新冷戰”的破壞力量，甚至有可能墮落為摧毀中國政權、促使中國走向分裂和內戰的邪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