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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

今天，大多數對中美關系的觀察家可能會持一種悲觀態度，認為中美關系會越來越差。然而，這種悲觀態度恰恰是由于對過去幾十年的中美關系預設了一種過分盲目樂觀的想象，即認為中國在逐漸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中服從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樂觀想象也預設了歷史終結論的規范性前提。然而，如果我們對這個規范性前提有所理論上的反思，如果我們對全球歷史和中國歷史有基本的了解，就會意識到這種樂觀的想象不過是一個短暫的歷史時刻。

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始終是一個獨立安排自身事務和發展道路的全球性大國。在新中國初建時期，中國不惜同時面對蘇美兩個世界超級大國的壓制而探尋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今天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更不可能服從美國單方面強加給中國的世界帝國秩序。更重要的是，僅僅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國若服從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戰略安排，就意味著美國將中國推到征服俄羅斯、中亞和伊斯蘭世界的最前線。這顯然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地處歐亞大陸和太平洋世界的中間地帶，決定了中國必須在地緣政治上建構自己的世界。

事實上，如果沒有“冷戰”這個大背景，就很難出現里根、撒切爾、鄧小平合作推動的全球市場經濟復興；如果沒有“9?11”事件所改變的全球格局，就不可能有中美在經濟上的全面合作。當然，如果沒有中國的崛起，如果沒有十八大以來中央強有力領導以及堅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也可能不會出現中美貿易戰，或者即使出現中美貿易戰也會以另一種方式解決。然而，在這些歷史偶然發展的背后始終有一個不變的歷史主題：全球秩序的未來究竟是美國所構想的“新羅馬帝國”的圖景，還是在聯合國的背景下多元文明共同發展的圖景？或是中國在“天下主義”的傳統范式中推動形成新的全球秩序？中國崛起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未來全球秩序究竟持怎樣的圖景？中美關系只有放在對未來圖景的思考和建構中才能找到恰當的定位。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對目前的中美沖突以及中美關系的未來保持樂觀，即中美關系不再是“冷戰”背景或“9?11”背景下的委曲求全的彼此合作，而是在彼此的較量中探尋歷史發展的方向。這種較量有可能失控導致全面沖突乃至戰爭，但是也可能在彼此較量中探尋到彼此無法逾越的底線，從而在這個底線的基礎上尋求合作。“在斗爭中求團結”恰恰需要彼此冷靜的政治判斷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對美國而言，或許要放棄“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放棄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幻想，讓中國按照自己的歷史傳統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這也意味著美國或許要修正其“新羅馬帝國”的構想，真心實意地把中國作為一個平等的對手和伙伴，在斗爭中尋求合作，從而接近中國所提出來的“新型大國關系”。這或許意味著兩國的競爭和合作成為常態，而這種競爭恰恰激發出兩個國家內在的活力，而合作就在于解決每個國家無法單獨解決的難題，尤其是全球性難題。

事實上，美國國務院最近推出的《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報告就已經透露出這種思路，即“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并不期望試圖改變中國的國內治理模式（domestic governance model）……中國最終是否走向自由開放秩序的原則只能由中國人民自己決定。我們認識到北京而非華盛頓才代表中國政府的行為并對中國政府的行為承擔責任”。這至少從文字上表明美國放棄了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戰略。這無疑是在過去“關鍵十年”中國積極展開“新的偉大斗爭”的部分成果，即盡管美國表明中美之間在“原則”上的根本分歧，但美國在“現實”的立場上尊重中國人民對國家治理制度的選擇，并將中國看作是一個“競爭的大國”。正是基于這種“有原則的現實主義”立場，美國在與中國展開競爭、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的同時，并不排除在符合美國利益的基礎上與中國進行“合作”。

對中國而言，或許也要秉持“有原則的現實主義”的立場，盡管我們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原則，清晰地認識我們與西方在社會和文化價值方面的分歧，但我們秉持“現實主義”的理性立場，冷靜地看待我們自身和我們要面對的整個世界。我們必須認識到，今天全球秩序的基礎性框架是西方幾百年來奠定的，一個依照規則治理的世界恰恰可以在不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締造一個人類共同合作的世界。中國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首先就必須認真學習和消化西方締造世界的有益成果，并在這個世界框架的基礎上推進全球合作。

我們也要清楚地認識到，“后美國的時代”必然是一個沖突、混亂的時代，中國必須依賴全球大國合作和睦鄰友好體系來解決各種可能出現的問題。“后冷戰”短短幾十年，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野心慘遭挫敗，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歷史終結”的盲目使命感和拯救人類的“虛假美德”導致其野心超過實力。如果說蘇聯解體是中國的一面鏡子，讓中國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識，那么美國的衰落也是一面鏡子，讓中國始終保持戰略克制、克服拯救人類的文化虛榮，始終將戰略重心放在國家建設上，不斷增強中國的實力，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因為在國際競爭的世界上，“實力才是硬道理”。

而要增強國家的實力，就必須思考如何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如何建構一個能夠激發每個人生命力和創造力的生機勃勃社會，建構一個依照規則治理的法治國家，以應對全球越來越激烈的技術競爭、人才競爭、體制競爭和文明競爭。無論是蘇聯解體，還是美國衰落，內因始終是決定性因素，因此中美競爭未來的結果根本上取決于我們的內政建設。在影響中美關系走向的“關鍵十年”中，中國始終著眼于內政建設，在推動經濟發展同時始終著眼于解決貧困問題，推動中國社會內在團結而迅速崛起，由此才有底氣和能力應對美國的挑戰。比較之下，美國恰恰是內政不修，金融科技寡頭掠奪財富，制造業空虛，貧富差距拉大，才會出現民粹主義與金融寡頭相結合的特朗普式的寡頭政體。

因此，“王者不治化外之民”，唯有我們逐漸形成穩定的美好生活方式，其他國家才會學習我們的經驗和生活方式，從而才有可能自覺不自覺地用我們的生活方式來塑造世界。就像這次疫情管控，西方國家無論多么不愿意，最后也都像我們一樣戴上口罩，采取相應的社交隔離措施。

寫作于 2019年 6月

修訂于 2020年 5月

本文注釋

(1) 參見前奧巴馬政府官員撰寫的文章，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 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2, 2018。其中，Kurt M. Campbell 曾經在 2009—2013 年擔任美國國務院東亞 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Ely Ratner 在 2015—2017 年擔任美國副總統的副國家安全顧問。

(2) M. Taylor Fravel, J. Stapleton Roy, Michael D. Swaine, Susan A. Thornton and Ezra Vogel, “China is not an Enemy”,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3, 2019.

(3) James. Fanell, “Stay the Course on China: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Trump”,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 July 18, 2019.

(4)〔美〕格雷厄姆 ? 艾利森著:《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陳定定、傅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

(5) 相關的討論，參見強世功:《責任大國的和諧世界:從中非關系看“共享發展計劃”》，《中國經濟》，2010 年第 1 期。

(6) 關于“十九大報告”的解讀，參見強世功:《哲學與歷史:從十九大報告看習近平時代》，《開放時代》，2018 年第 1 期。

(7) James.Fanell,“Stay the Course on China: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Trump”.

(8)〔美〕弗朗西斯 ? 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后的人》，黃勝強、許銘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9)〔美〕弗朗西斯 ? 福山：《國家建構：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黃勝強、許銘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

(10)〔美〕塞繆爾 ? 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1)〔美〕塞繆爾 ? 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政治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年。

(12)〔美〕法里德 ? 扎卡利亞:《后美國世界:大國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趙廣成、林民旺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年。

(13) Kishore Mahbubani, Has China Won?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Hachette Book Group,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