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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怎么“教化”那些成天想著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大學生？方法有許多，而其中之一就是沉重的學貸。在美國上大學可不容易，可以算筆簡單的帳：每年學費是兩到三萬，住宿、食物加上教科書是一萬多，那么四年下來，許多學生就會背上至少十萬美元的債務。畢業后就該還貸款了，以美國個人年均收入的中位數（25000美元）計算，大學生就算找到了工作，也存不下錢，更別說還貸款了。所以越來越多的美國女大學生會找富有的干爹，“求包養”。但問題在于，即便收取了如此高昂的學費，美國大學的財政問題還是越來越嚴重，近年來，美國高校基本上都是通過收取外國留學生（比如中國）來彌補財政缺口。

為什么會這樣？“無政府主義者”諾姆·喬姆斯基教授試圖找出答案。本文是他在2014年2月4日時通過Skype對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觀察者網注：美國一個活躍的工會，成員不僅限于鋼鐵工人）兼職教師協會的成員所作的一次演講，該演講文稿最近才在國外網站上廣泛流傳。在演講中，他認為是高校的企業化管理導致了大學體系的崩潰，應試教育正在扼殺學生的自由。一句話，教育的目的已經完全脫離了初衷。但他找到解決辦法了嗎？

觀察者網劉旭爽譯。】

為什么要廢除教員終身制

這是商業模式的一部分，就跟企業雇臨時工一樣。沃爾瑪稱這類人為“準員工”，他們都是些得不到福利的工人。這屬于企業的商業模式，目的在降低勞動成本，強化勞動者的奴性。大學的企業化進程從上一代人開始就在有系統地進行著，算是新自由主義攻擊方式的其中一種，意味著教育已經失落了初衷。大學的實際擁有者是董事會（如果是公立大學，則是議會），他們想減少支出，還想要溫馴的勞工。要從根本上達到這一目的，就只能聘請臨時工。在新自由主義時期，雇傭臨時工的熱潮一路上漲，高校也不能例外，這就把社會分成了兩個群體。一個有時被稱為“富人經濟體”（花旗銀行為其投資者指明投資方向時，發明了這一術語），這群人身處全球財富頂端，大多數居住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剩下的人口組成了另一個群體，即“漂流者”，他們的處境是極不穩定的。

這一意圖有時相當明顯。當1997年艾倫·格林斯潘（觀察者網注：格林斯潘是美國第十三任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1987-2006]，曾被認為是美國國家經濟政策的權威和決定性人物）在美國國會作證，就其監管下產生的經濟奇跡發言時，他就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經濟成功的一個基本原因在于利用了“勞動者日益增強的不確定感”。工人缺乏安全感對社會來說是十分“健康”的，因為如果他們覺得沒有保障，他們就不會要求漲工資，就不會去罷工，也不會要求福利；他們會順從主人，樂于完成工作。對企業的經濟健康來說，這是一種最為理想的狀態。想來當時人們都認為格林斯潘的這番言論是很通情達理的，因為無人對此加以反駁，格林斯潘本人還贏得了熱烈的掌聲。那么，把這套理論用到高校上面：你如何去鞏固這種“勞動者日益增強的不確定感”？最根本的做法就是不保證就業，讓勞動者沒有安全感，那他們就會乖乖閉上嘴，拿著微薄的工資好好做事；如果第二年他們還被允許在同樣的狀況下繼續工作，他們就該心懷感激、知足常樂了。從企業的角度看，這就是保證社會健康有效運作的訣竅了。如今大學正走向商業化的運轉模式，不穩定狀態正是它們想要的。這種狀況在以后會越來越普遍。

這還是大學運作模式的一方面，這種模式的其它方面也同私人企業的運作方式非常相似，比如增加了層層疊疊的官僚化的管理部門。如果你要控制勞動力，你就得擁有行政權力——看起來像是經濟浪費，卻利于管控。大學里也一樣。在過去的30或40年時間里，為管理教師與學生而設的行政人員數量有了急劇增長：教師與學生的增長比例是相對持平的，但行政人員的比例卻大幅上漲。一位有名的社會學家本杰明·金斯伯格寫了本《教師的衰落：行政管控制大學的興起及分析》，很值得一讀。書中詳細描述了高校里這種商業化的大規模管理體制及其管理程度——當然還有那群收入豐厚的行政人員。這當中包括了專業化的行政人員，比如說院長。院長原本在教師行列內，他們可能會在行政處待上幾年，之后再回歸教師隊伍。如今院長的職務大多已經專業化了，他們還需要副院長和秘書，以及其他許多許多的人，組成一個龐大的行政機構。所謂商業模式的其它方面，指的就是這個。

而雇傭廉價勞工（同時也是弱勢勞工）的這種商業操作可追溯到私人企業的產生，工會也因此出現。大學里的廉價、弱勢勞工指的是研究助手與研究生。顯而易見，研究生比研究助手更加得不到保障。這種方式提高了管控效率（因為安定感不強的勞動力更聽從命令），同時也保證了資金能轉撥到除教育外的其它領域。自然，后果是由學生及從事這種弱勢職業的人承擔的。一個以商業模式運作的社會，正具有此種特征。

實際上經濟學家們心照不宣地參與了這一行動。比方說，你發現自己的存款有點問題，就打電話給銀行。哈哈，我們都知道接下來會有什么事。你打過去，聽到的只是電話錄音：“您好，請按鍵選擇您要的服務。”很可能選項里沒有符合你要求的，就算有，你按下去之后，先會聽到一段音樂，之后就是沒完沒了的“請稍等，多謝您的耐心”，諸如此類。最后，話筒那端終于有人聲了，你才算有機會去問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效率”。根據經濟學計算，這一系統降低了銀行的成本。當然啦，因為這種成本被強加到了你身上，而如果以一個龐大的用戶群計算，那么成本就會增加無數倍——但在經濟學計算下，這些并不能算作成本。以這種眼光來看我們這個社會的運作，你會看到相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高校把成本強加到了學生和教師身上，他們不單是臨時性質的，還被安在一種注定無依無靠的位置上。在商業模式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這對教育有害，但如今教育已經不是他們的目的了。

事實上，如果你追溯歷史，就會發現在過去，這種商業化運作模式實施得還要徹底。在上世紀70年代早期，當這類操作還剛剛開始時，各個政治派別都對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主義表示了極大的擔憂，那個時代通常被稱作“動蕩年代”。之所以叫“動蕩年代”，是因為美國正日趨文明化，而這就很危險。人們對政治的參與熱情日益高漲，試圖為婦女、勞工、農民、青年、老人等等“特殊利益”群體爭取權益，因而導致了一場顯而易見的嚴重反彈。關于政治譜系中自由主義的終結，自由國際主義組織三邊委員會還出了本名為《民主的危機：關于三邊委員會民主國家統治能力的報告》的書。

卡特政府（觀察者網注：吉米·卡特1976年出任美國總統，1980年尋求連任時敗給里根）基本上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他們擔憂所謂“民主的危機”，說白了就是民主的泛濫。20世紀60年代那些“特殊利益”群體試圖在這種政治氛圍中爭取權益，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這可不能被允許。但政府放過了一個特殊利益群體——企業，因為其利益就是“國家利益”。企業本來就該掌管國家，所以我們最好就此閉嘴。“特殊利益”群體正在找麻煩，政府認為“必須對民主加以更多的節制”，人們必須回到過去那種對政治的被動與冷漠狀態。政府尤為關心學校，按照他們的意思，學校并沒有做好“教化年輕人”的工作。從各類學生激進運動（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中就能看到這些年輕人沒被教好。

那么怎么“教化”年輕人呢？方法有許多。其中之一就是用沉重的學費債務壓住他們。債務本就是個陷阱，學費債務更是如此，它比信用卡債務的數額要高得多。一旦掉進這個陷阱，你就一輩子都沒法脫身了，因為法律就是這么設計的。一家企業背了太多債還能宣布破產，但個人基本上沒法通過宣布破產來擺脫學費債務。如果你不還債，就無法享受社會福利。這就是“教化”手段的一種。

我倒不是說學費債務就是為這一目的發明的，但它顯然歪打正著。很難說這里面有什么經濟學基礎在。看看世界上其他的國家：高等教育幾乎都是免費的。在擁有最高教育水準的國家，比如歷來穩踞寶座的芬蘭，高等教育就是免費的；而像德國這樣的富裕資本主義國家，高等教育也是免費的；墨西哥并不富裕，但比起它所面臨的經濟困難，其教育水準是相當不錯的，這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同樣是免費的。事實上，看看上世紀40到50年代的美國，高等教育幾乎可以說是免費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案》讓一大群原來根本上不起大學的人得到了免費的高等教育（觀察者網注：美國國會1944年頒布《退伍軍人權利法案》，旨在幫助退伍軍人在戰爭結束后能更好適應平民生活，其中就有提供高等教育或職業教育資助的條文），這對退伍軍人以及社會和經濟都大有助益，當時經濟快速增長，這也是原因之一。當時即便是私立大學，學費也很便宜。以我為例：我在1945年進了賓夕法尼亞大學，它是常春藤盟校，當時的學費是100美元，折換到現在，大概就是800。那時拿個獎學金也很容易，你可以住在家里，想打份工也可以，上大學沒有任何負擔。現在的情況就要離譜得多了：我的孫輩們都在上大學，他們打工是為了掙學費，又要上學，又要工作，幾乎難以支持。學費債務就是被政府當做“教化”手段來使用了。

還有另一種“教化”手段：減少老師與學生的接觸。班級被擴大，聘請的臨時教師個個操勞過度，幾乎不能靠著一份兼職工資吃飯。如果你沒有就業保障，就無法建立起自己的事業，當然也談不上更進一步，得到更多。這些全都是懲戒、“教化”和控制的手段，同工廠的管理方法十分相似。在工廠里，工人們必須遵守和服從紀律，像管理生產或者決定車間運作方式這類事務，他們是無權參與的。——這是管理者的工作。現在這套模式就被搬到大學里去了。我覺得那些曾經在私企和工業領域待過的人對此會見怪不怪，畢竟他們就是這么過來的。

諾姆·喬姆斯基

高等教育應當是什么樣的

首先要記住，從來不曾有過什么“黃金年代”。過去的方式與現在不同，在某些方面要好一點，但遠遠談不上完美。舉個例子，傳統的大學等級相當嚴明，在決策時幾乎沒有民主的成分在。上世紀60年代開展的激進運動里就有試圖“民主化”大學，試圖讓學生代表加入校務委員會的。這些嘗試都由學生自發進行，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現在大多數的學院里，學生多多少少能參與到院系決策中去。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應當努力的方向：建立一個民主的教育機構，機構里所有人（教員也好，學生和職工也好）都能參與決定這一機構的性質，決定如何運行它。這種模式也應該推行到工廠里去。

我要說這些都不是什么激進的思想，它們直接脫胎于古典自由主義。如果你讀過古典自由派主要代表約翰·穆勒的作品，就會發現他認為工人管理與控制車間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才是自由與民主（見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這種思想在美國也得到了呼應。比如歷史上的“勞工騎士團”（觀察者網注：亦稱勞動騎士團，1869年由7位裁縫工會的會員在費城創立，旨在保護所有為生存而勞作的工人們），他們的一個目標就是“引進一種合作化的工業體系來取代工資體系，從而建立起某種合作化的機構”。或者看看約翰·杜威（觀察者網注：杜威是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他在五四前后來中國講學，促進了實用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位20世紀的主流社會學家是怎么說的。他不但提倡學校教育，也提倡工業教育。學校教育旨在培養具創造性的獨立個體，而工業教育則希望造就有當家做主意識的工人。后者被他稱為“工業民主”。他寫道，只要一個社會里的重要機構（比如制造、貿易、運輸、傳媒）還未處于民主控制之下，那么“政治就會成為財閥操縱下的陰云，覆壓住社會”。這差不多是種入門理念，可以追溯到美國歷史以及古典自由主義中去。它應當成為工人階級的第二天性，也應當滲透到大學教育里面。當然，一所大學里的某些決議最好把（民主透明性）排除在外，因為會涉及諸如學生隱私之類的問題，也不排除各類敏感議題的存在。但在大部分的高校日常事務里，學生的直接參與不但正當，而且大有裨益。比如我所在的系，40年來的系會議都有學生代表參加，對我們的幫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