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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斯科特·里特，譯/傅洛拉】

科林·鮑威爾本可以成為美國總統。相反，歷史會記住，他是為發動戰爭而向聯合國安理會“推銷”虛假故事的人，這一行為違反了他聲稱要為之奮斗的每一項原則。

84歲的科林·鮑威爾周一因新冠病毒引發的并發癥去世。關于這位美國象征性人物的生平，以及他所處的時代，將有很多報道。

我對他的認識來自生命中的類似經歷。從1987年到2002年，我和科林·鮑威爾在美國歷史中共同經歷了一段旅程，這段旅程塑造了我的生活，也塑造了我對這個人的看法。我開始時傾佩他，認為他值得我投票選他當美國總統，后來又譴責他，因為當情勢緊急時，他未能維持原先所持有的為他人效仿的標準。

我第一次了解柯林·鮑威爾是在1988年，當時我負責管理保羅·特蘭漢少校的幻燈片，他是新成立的現場核查局（OSIA）的行動指揮官。

現場核查局成立于1988年2月，旨在執行《中導條約》（INF）的規定，該條約要求美國和蘇聯清除整整兩類被視為威脅歐洲和平與安全的核彈頭彈道導彈。

該條約于1987年12月簽署。鮑威爾于1987年11月被任命為羅納德·里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這意味著在條約簽署前的關鍵談判時期，鮑威爾并未處于主導地位。然而，他從1986年12月到1987年11月擔任副國家安全顧問，這意味著他熟悉所涉及的問題。

雖然鮑威爾在《中導條約》的起草過程中沒有發揮關鍵作用，但他在讓持懷疑態度的參議院批準條約方面是核心角色。

特拉漢少校在1988年3月和4月的工作，是讓參議員及其各自的工作人員充分了解OSIA的組織與使命，著眼于讓人們相信新組織能夠有效執行條約任務，同時核查蘇聯履行其裁撤中導義務的情況。

特拉漢少校是從原參謀長聯席會議特別小組留下來的人。這一小組早于 OSIA 成立，并在白宮附近的舊行政辦公樓設有辦公室。

我當時的工作是陪同特拉漢少校參加在美國參議院、國務院、五角大樓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行的各種簡報會，做筆記，并根據需要更新簡報幻燈片。

我們向華盛頓特區的許多知名人士做了簡報，對于一個年輕易受影響的中尉來說，這是一次令人興奮的經歷。

有一次，當我在舊行政辦公樓等待特拉漢少校時，我看到一個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的高個子黑人在一群助手——有些人穿著便裝，有些人穿著軍裝——的陪同下走過。

“那是科林·鮑威爾中將，”特拉漢對我說，“聽取我們簡報的人可能認為他們是發號施令的人，但他才是HMFIC?！边@個首字母縮寫是任何在軍隊服役的人都知道的黑話——“XX的管事的頭頭”（Head Mother F*** ing Charge）。

在圍繞條約批準問題的政治深水里，鮑威爾發揮了關鍵作用，在他的幫助下，條約最終迎來了93-5的贊成票。

1988年6月，在里根總體和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會面的莫斯科峰會上，美方所采取的姿態，鮑威爾也是主要的規劃者。如果要尋找標志著美蘇冷戰結束的轉折點，從 1987年12月簽署《中導條約》到1988年6月在莫斯科交換批準文書之間的這段時期就是答案。科林·鮑威爾是幫助實現這一切的人。

在接下來的兩年半時間里，我在蘇聯的一家彈道導彈工廠工作，執行條約的規定，并在此過程中見證了戈爾巴喬夫領導下扎根的改革和開放政策。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憑空發生的。里根手下“XX的管事的頭頭”在這段時間內，在美蘇關系發生重大變化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歷史學家忽視了。

我與科林·鮑威爾的下一段共享的經歷是在1990年秋天。羅納德·里根離開了白宮，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當政。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美國正在準備軍事回應，打算將伊拉克軍隊驅逐出該國。

科林·鮑威爾此時已晉升為上將，并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另一位將軍諾曼·施瓦茨科普夫正在制定一項戰役計劃，該計劃將兩個海軍陸戰師部署在地面上，采用經典的地面作戰配置，以圖正面攻入伊拉克最密集的防御陣地。海軍陸戰隊司令艾爾·格雷將軍和科林·鮑威爾都對這個計劃感到擔憂。

鮑威爾授權他的一名參謀聯系海軍陸戰隊作戰中心主任馬特·考菲爾德少將，以幫助后者為如何部署海軍陸戰隊建立作戰概念，避免他們在伊拉克戰壕中被屠殺。

考菲爾德成立了他所謂的“特別研究小組”來敲定替代計劃，我被任命為情報官。特別研究小組向格雷將軍簡要介紹了其工作，格雷將軍授權派一個團隊前往中東，試圖說服施瓦茨科普夫改變他的計劃。

我們的任務失敗了，海灣戰爭如施瓦茨科普夫所設想的那樣展開。但鮑威爾對海軍陸戰隊生命的擔憂，以及他愿意為困難的問題尋求非常規的解決方案，這讓我大感震撼。

我與鮑威爾的下一次互動是在海灣戰爭期間發生的。我參與了反制“飛毛腿”行動，試圖在伊拉克導彈向以色列或阿拉伯半島發射之前攔截它們。當致命的飛毛腿導彈迫使以色列不卷入這場戰爭時，人們能感受到巨大的壓力。

“飛毛腿”導彈發射車（資料圖/維基百科）

有一次，美國飛機轟炸了伊拉克西部疑似“飛毛腿”的目標。美國空軍聲稱有7輛飛毛腿發射車被摧毀，并有一段視頻作為佐證。

我是“飛毛腿”的主要戰損評估（BDA）官員，當我查看視頻時，很明顯被摧毀的車輛和物體與飛毛腿無關。然而，施瓦茨科普夫在全國電視臺上介紹了這一成績。

第二天早上，當我準備正式的BDA報告時，我在“已確認的擊殺數”一欄下劃掉了數字7，然后寫下了“零”。

一位上校立即找上我，指示我更改數字。這是我真心沒法做的事兒，我被解除了BDA的職責，取代我的是一個不太堅守事實的人。

然而，我最初的報告已經送到華盛頓特區，上了科林·鮑威爾的辦公桌。他打電話給施瓦茨科普夫，告訴他擊毀導彈的說法有誤。

后來，來自國防情報局的詳細情報評估證實了我的發現。我又重新獲得了評估崗位。當你只是一名少校時，有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為你撐腰的感覺真不錯。

鮑威爾也是要對過早結束海灣戰爭負責的人。最初的作戰概念正確地將伊拉克共和國衛隊確定為薩達姆政權的重心，要求將其摧毀。戰爭按計劃展開，共和國衛隊陷入了美軍和聯軍的包圍中。再過24-36小時，這些伊拉克軍隊就會被殲滅。

然而，鮑威爾對美國飛機在科威特城外摧毀伊拉克車隊的圖像所產生的政治影響很敏感。這條所謂的“死亡之路”讓人們開始質疑原本完美無缺的戰役。

鮑威爾主張戰斗應該結束，即使這意味著伊拉克共和國衛隊會幸存下來。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在戰爭后存續，鮑威爾的這一決定比任何其他決定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并給波斯灣之后十年的不穩定局面制造了條件。

鮑威爾在比爾·克林頓當選后繼續留任。當我加入聯合國特別委員會，負責在海灣戰爭后解除伊拉克武裝時，他仍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