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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非洲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對多邊場合“南南合作”框架的參與微乎其微。雖然非洲國家有時主辦關于“南南合作”的多邊會談，但這些主辦者大部分被含蓄地視為“南南合作”中的被援助者。公開信息表明，在描述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跨區域或次區域伙伴關系時，非洲代表一直不愿使用“南南”（South-South）一詞。除了南非通過IBSA（India-Brazil-South Africa，印度-巴西-南非）對話論壇和金磚國家組織明確參與“南南合作”之外，非洲國家并未在多邊場合中積極使用這一框架。

在各國駐聯合國的外交官中，亞洲外交官明確倡導“南南合作”，但非洲外交官并不以“南南合作”的擁護者自居，在多邊場合對“南南合作”制度化框架產生的共鳴有限。可以說，“南南合作”并不是非洲外交官發揮自己作用和立場的核心，但當利益相關者參與積極推廣“南南”話語或被認為希望非洲人明確提及“南南”時，他們同樣也會務實地提及“南南”話語。

聯合國網站介紹“什么是南南合作？為什么‘南南合作’如此重要？”

這種模式背后有多種制約因素。一些非洲外交官認為“南南合作”議程總體上是有益的，因為“它為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對接了更多的空間和資源”，但由于“南北”關系的日益政治化，大多數代表傾向于謹慎使用“南南合作”的表述。在聯合國，“北方”成員國經常要求“南方”援助國強化“南南合作”的概念界定和問責制，并增加它們對全球發展問題的貢獻，但中國和印度傾向于保持“南南合作”現有的廣泛性和包容性。在這一背景下，非洲外交官往往認為沒有理由“縱身躍入南南合作討論”。

4.（跨）區域框架：“泛非主義”和“X+非洲”勝于“南南合作”

在跨區域合作中，非洲國家是與中國、印度或其他“南方”伙伴建立合作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南非不僅作為金磚國家和IBSA聯盟的一部分，而且作為其他非洲國家的“南南合作”資源提供者，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在區域范圍內，非洲相互審查機制（African Peer Review Mechanism）以“南南合作”為名組織了論壇會議，從比較視角討論與發展有關的問題。2019年，非洲聯盟開發計劃署/非洲發展新伙伴關系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發表了“第一份非洲南南合作報告”（‘First Africa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Report’），并稱贊這份報告是“南南合作”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展現了非洲國家的重要貢獻。

盡管非洲與“南南合作”話語使用有以上的明顯關聯，其在交流過程中也嘗試推進“南南”框架，但許多公開信息表明，大多數非洲國家并未將明確使用“南南”相關表述制度化。同樣，非洲相互審查機制的“南南合作”活動以及少數非洲國家對“南南合作”全球性討論的參與只在過去幾年才開始，且聯合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一“南南合作”表述似乎是一種輸入現象，得到了聯合國各實體的積極支持，但未必符合非洲的框架做法。

“南南合作”話語使用的這種邊緣現象也反映在非洲內部合作的關鍵框架中。非洲聯盟《2063年議程》中完全沒有提到“南南合作”相關表述。相反，“泛非洲主義”、“非洲復興”和區域“一體化”等話語一直是分析非洲內部合作的突出框架。

1945年，第五屆泛非主義大會在英國曼切斯特召開，前排右一為加納首任總理夸梅·恩克魯瑪

在與中國和印度等國進行跨區域合作時，非洲也采取了類似的合作框架。中非合作論壇和印非論壇峰會有時會提及“南南合作”，但也只是泛指全球進程從未將其作為一個關鍵框架。相反，中國和印度都利用各自的跨區域對話機制建立了“X+非洲”模式，這一模式的核心并不依賴“北方”或“南方”的相關話語。

5.雙邊框架：超越“南南”的合作

對“南南合作”話語的務實性使用也體現在雙邊層面。雖然非洲政府高級代表在聯合國討論其與亞洲或拉丁美洲國家的關系時使用 “南南 ”術語，但越是接近執行層面，“南南 ”框架就越從集體意識中消失。非洲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雙邊合作具有團結一致反對殖民的歷史基礎，并側重于確保在經濟和政策領域獲得“雙贏”，這些因素雖然是南南合作傳統的核心，但這些關系通常不用“南南合作”來描述。

在描述贊比亞與其他非洲國家間關系、中贊和印贊關系時，對應的雙邊框架也遵循這一模式。在描述贊比亞與其他非洲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關系時，相較于“南南合作”相關話語，“非洲區域一體化”或“非洲合作”被運用得更為普遍。在討論其與中國或印度的雙邊關系時，相關歷史淵源會經常被提及；在商討來自中國或印度的基礎設施融資、貿易、投資和技術合作時，或贊比亞在聯合國為上述兩國提供互惠支持時，“相互尊重”“互利”等原則常被提及，但“南南合作”卻沒被明顯提及。

在雙邊關系的執行層面，受訪者中的多數公務員、研究者和技術專家對“南南合作”相關含義一知半解，或在日常工作中對相關概念鮮有使用。（訪談內容參見原文）

雖然一些贊比亞的高級官員在訪談中使用了“南南”相關術語，但他們有意或無意地挑戰了地域元分類（geographical meta categories）。例如，“日本-馬來西亞-贊比亞希望三角”項目的協調員表示，這主要是贊比亞和日本之間的南南合作。即使日本通常被歸類為“北方國家”，但贊比亞受訪者卻將“南南合作”理解為非西方國家間的合作。

作者的訪談表明，對這些框架的不同理解導致非洲代表感到不安和困惑，并對由外部伙伴提出的“三角合作”或“南南合作”項目缺乏興趣。雖然贊比亞被經合組織歸為非洲“三角合作”的十大受益者之一，但贊比亞的利益攸關方對該術語感到不適，也不確定“三角合作”相關項目的要求以及這些項目與他們既定國際合作模式的匹配度，對項目獲益抱有不同預期。關于“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相關術語在非洲及其他雙邊場合的使用程度，以及對其缺乏共鳴的影響，相關研究還需深入。盡管如此，贊比亞的案例研究為既有敘事帶來了全然不同的解釋。雖然非洲國家經常被用作“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影響力擴大的案例，但實際上，這些國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與這些框架保持距離。

6.代替結論：“南南合作”共鳴有限及其影響

本文分析表明，“南南合作”一詞在非洲利益攸關方中的共鳴有限。在多邊、區域和雙邊層面的互動中，大多數非洲政府官員、外交官等似乎對使用“南南”相關表述完全沒有積極主動的態度，而是持相當務實的立場。總而言之，對三個層面的分析表明，在將“北方”作為對話中的“他者”時，“南方”才最有意義。如果沒有“北方”這個關鍵角色，“南方”作為一個框架，以及隨之而來的“南南合作”概念就失去了意義。在聯合國等多邊場合之外，“南北”動態依然發揮作用，但“南南”相關的表述卻鮮被非洲國家提及。

在非洲利益攸關方與越來越多的伙伴積極參與合作倡議的背景下，對“南南”話語使用情況的研究有什么重要意義？作者認為，“南南合作”的提及和共鳴程度，表明了全球辯論中的話語權和可見度的根本問題，以及既定的權力模式如何影響旨在為國際合作提供替代方法的議程。越來越多的研究圍繞著“北方”和“南方”名稱的復雜性和內部變化展開討論，本文與之不謀而合。從事“南南合作”相關研究的學者需意識到他們使用的術語可能引發的混淆，這一情況不只發生在非洲的背景下。

總體而言，“南南合作”在非洲發揮作用有限，這表明這些看起來理所當然的用于、表述，需要經過重新思考。事實上，廣大非洲利益攸關方對“南南”術語感到不安或明確保留，這反映出用于理解全球空間的分類模糊。本文的發現有助于繪制越來越難以通過現有分類法掌握的全球合作地圖。作者認為，關注框架的使用和效果有助于厘清制約國際合作（研究）的假設及其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