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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他跟陳延年、陳喬年兩兄弟認識，是因為有一天他的管家在兩兄弟那地攤上面買《新青年》。當時他們剛被他女兒一頓大鬧從校園里面趕出來，因為沖突和誤會，把工廠給柳家的分紅，也就是資本的收益分紅500多大洋忘在那個攤位上。

一個月一家廠500多大洋的分紅是什么概念呢？北大的一級教授300大洋，不，文科學長300大洋，一級教授辜鴻銘那種280大洋。他屬于什么階層？在這個細節當中已經出現了。

然后兩兄弟到了柳府，又跟柳眉起了沖突。她父親出來做好人，這時候吳稚暉進來，說破兩人的身份是陳獨秀的公子，他立刻開始結交。甚至他允許柳眉在沒有名分的情況下，跟著陳延年去北京。當時他們夫妻之間有一段對話，大意是感覺好像還是這邊柳家高攀了陳家，他是要做一份大事業的。

第二個橋段，五四運動進入到罷課、罷工、罷市，三罷運動結束后，柳家對五四運動也有一個反省。他找到女兒，從北京回上海。為什么？他發現作為他這個階層，要做實業救國，要做生意，但五四運動起來之后他們首當其沖。

結果他的夫人一語道破說：“怎么談到了利益，你就不要理想了嗎？”當然他認為他這個錢不是他本人的，他叫實業救國，他有他的邏輯。

第三部分，當陳獨秀被抓到牢里面去了之后，他大概是明確要求女兒跟陳延年切斷關系。為什么？第一，走他們這條路，有生命風險。第二，走他們這條路，看不到希望，什么時候是個頭？也就是投入的成本，什么時候可以回報啊？是短期，是中期，是長期？長期是多長，有多少回報？

《覺醒年代》里的柳文耀雖然是虛構角色，但反映了當時相當一部分人的想法

所以在我們傳統的教科書上，這樣的一個人他所在的階層有一個說法，就是他有兩面性，你不能說他不要求進步，你也不能說他不要求革命，或者說完全不要求革命。對于帝國主義可能就是逆來順受，但是當他的直接利益受到損害的時候，在短期遇到一個不利的環境時，他的決策優先的Preference，所謂的偏好，所謂的利益權重的配比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自身的利益優先。

這次滴滴的決策層在今天這種中美關系下，美方明確把中方作為一個戰略上的對手，對我們進行極限打壓的各種措施沒有實質性調整的情況下，在沒有走完中國這邊正當的合理程序，對數據進行網絡安全審查的情況下，嚴格地從資本套利的需求出發，從更大的財富追求出發，從個人的財富收益出發。

我記得還有新聞報道，他們在上市前給那些股東配發了一些相當額度的期權，而且是那種能以相當優惠的、比美國還要優惠的條件，在上市高漲后提前拋空出清的那部分股票期權。

錢字當頭，置國家安全為何物，置國家利益為何物？作為一家中國企業，他拿出一堆程序和策略上的東西，比如說我的注冊地、股權結構、資本結構。但你錢從哪掙的？你創始人的第一桶金從哪來的？大家對于你的基礎性認同是什么？

美國不知道你這些注冊地呀？統統當成是中國企業，你就是中國企業。你走的就是中國概念股，你靠的就是中國的市場，你依托的就是中國的發展。中國不是你的飯碗，中國是你的命根子，是你的核心，是你一切一切的根本。

但你賺錢的時候，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還希望中國政府對此無動于衷。想太多了，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示范。不要說去跟什么華為比，那些遭受美國霸凌的企業，有些不一定能夠像華為那樣擋住，或者在中間有一些表現。

但是迄今為止，我印象中突破中國正常的審核程序，偷偷摸摸地跑到美國去上市，這應該是第一家。今年6月到現在，相關類似的企業不只出了這些。

這反映出什么問題？有一些資本、有一些企業忘本。不知道怎么樣做一家企業，不知道在今天的世界如何正確地去做一家企業。這樣的企業、這樣的行為必須付出相應的代價。

為什么？因為這是游戲的規則。

今天的中國，在國內遇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時期，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和發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間的矛盾；在國際社會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進入到自己面臨挑戰的一個特殊的階段。

西方國家、美國認為中國崛起帶來的沖擊跟挑戰是什么？就是中國動了他們的蛋糕。尤其是像滴滴這樣的企業，請記住，所謂中國動了他們的蛋糕，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動了他們的蛋糕，不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動了他們的蛋糕，讓他們看中國共產黨不爽，他們看社會主義不爽。

對他們來說，中國走什么道路，搞什么模式無所謂，但是中國不能超越他們。中國能賺多少錢，能賺什么錢，西方國家說了算。你破了這條，就叫不遵守游戲規則。

估計有些企業的決策層有幻想，要遵守美國的游戲規則，甚至向美國政府證明，我跟中國政府是切割的，我可以不遵守或繞開中國的法律，以此來證明我在意識形態上的忠誠，來交換你的經濟跟金融利益上對我的認可。

你想多了。沒有中國政府罩著，沒有中國政府這樣一個強勢的主權實體罩著，你到市場上去跟美國企業搞“公平競爭”，分分鐘被吃干抹凈。

我不說胡雪巖那種。歐盟空客生意做得好，跟波音競爭，波音轉手從美國國家安全局里面借竊聽設備，竊聽空中客車的商業通訊，然后去搶合同。

美國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的局長，2000年-2001年這段時間，在《華爾街日報》上公開寫文章，說為什么監聽自己的盟友，因為那是美國企業“公平競爭”的必要條件。

日本靠自己的產業政策崛起，美國沖進去敲掉。不允許你發展，不允許你競爭，否則我用非經濟的政治和軍事領域的強制手段把你干掉。

今天中國的企業能夠做那么大，除了中國的市場、中國人個人的聰明才智，不要忘記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供的主權支撐和保障。在這個時候搞清楚基礎性的立場，以一種正確的態度，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沒錯，這個時候去支持國家安全，是要付出代價的，損失短期的經濟上的收益。但是所有的歷史發展都告訴我們，古今中外所有的案例都告訴我們，真正有戰略眼光的商家在這種問題上一定是看中長期的，是看戰略層面的回報。

滴滴提供了非常經典的案例，我們繼續觀察。而在此過程中，大家也有機會見識到極富效率的中國政府，如何建設完善一個符合時代需求的網絡安全審查辦法，從而更加有效和均衡地去保障我們的國家安全，保障我們的國家網絡安全，應對新時代的沖擊和挑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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