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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我寫了一本名為《全球化及其不滿》的小書，講述了發展中世界對全球化改革日益強烈的不滿。這似乎是個謎：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被告知，全球化將提升總體福祉。那么，為何如此多的人對全球化懷有強烈敵意呢？

變革產生贏家輸家

如今，發達國家的大批民眾加入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全球化反對的行列。民調顯示，相當一部分美國人感到不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貿易。類似看法在歐洲也顯而易見。

我們的政界領導人和許多經濟學家曾說，全球化會使所有人更富裕，那它為何如此遭人詬病？

倡導這些政策的新自由派經濟學家有時會提供一個答案。他們說，大家確實更富裕了，只是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的不滿是精神病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的課題。

但是，收入數據顯示，需要接受治療的可能是這些新自由派。發達國家的大量人口境況不佳：在美國，底層90%的人口收入停滯長達三分之一個世紀。全職男性勞動者的中位數收入其實比42年前有所減少。就底層而言，實際工資與60年前的水平相當。

經濟痛苦和亂象對許多美國人的影響甚至體現在了醫療衛生統計數據中。例如，經濟學家安妮·凱斯和諾貝爾經濟學獎新得主安格斯·迪頓發現，有些美國白人的預期壽命在縮短。

歐洲的形勢略好一點——但只是略好一點而已。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的新書《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時代的新方法》提出了一些至關重要的見解，從1988年到2008年這20年間收入的角度看待大贏家和大輸家。大贏家占全球人口的1%，是全世界的財閥，但也包括新興經濟體的中產階級。大輸家（也就是所得甚少或者一無所得的人）包括發達國家底層和中層的人口以及勞動階層。全球化并非唯一原因，但卻是原因之一。

政府沒有保護弱者

按照完美市場的假設（該假設是大多數新自由派經濟分析的基礎），自由貿易使得世界各地非熟練工人的工資達到同等水平。商品貿易替代了人員流動。從中國進口商品，降低了歐洲和美國對非熟練工人的需求。

這股力量太強大了，如果沒有運輸成本，如果美國和歐洲沒有其他競爭優勢（比如技術領域），那么最終的情況就好像中國工人繼續移民到美國和歐洲一樣，直至徹底消除工資差距。當新自由派宣稱（我們可以說是謊言）各方都會獲益時，他們從未宣揚過貿易自由化的上述結果，我們對此并不感到驚訝。

全球化未能兌現主流政界人士的承諾，當然損害了人們對“當權派”的信任。政府對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銀行采取了慷慨的救助行動，卻在很大的程度上聽任普通百姓自身自滅，從而強化了這樣一種觀念，即這一失敗并不單純是經濟誤判的問題。

在美國，共和黨人甚至反對向直接受到全球化傷害的人施以援手。更廣泛地看，新自由派似乎擔心負面的激勵效應，所以反對實施旨在保護輸家的福利措施。

但是，他們不可能兩者兼顧：如果想讓全球化使大多數社會成員獲益，就必須采取強有力的社會保護措施。北歐人早就發現了這一點，保護開放社會（向全球化和技術變革開放）是社會契約的一部分。其他國家的新自由派沒有這樣做，如今，在美國和歐洲的選舉中，他們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當然，全球化只是當前形勢的一部分，技術創新是另一部分。但是，所有這些開放和混亂都應該使我們更富裕，發達國家本該實施確保這些好處得到廣泛分享的政策。

相反，按照他們推行的政策，重組后的市場加劇了不平等，破壞了總體經濟表現；由于修改后的游戲規則旨在促進銀行和企業（也就是有錢有勢者）的利益，其他所有人都會受到損害，所以增長其實出現了放緩。勞動者的談判能力受到削弱，至少在美國，競爭法并未與時俱進，現有法律并未得到有效執行。金融化仍在快速繼續，企業監管轉差。

游戲規則需要重寫

正如我在新書《重寫美國經濟規則》中指出的那樣，如今需要再次修改游戲規則，而這次必須包括控制全球化的措施。奧巴馬總統推動的兩項重要新協議（美國與11個環太平洋國家已簽署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美國計劃與歐盟達成的《跨大西洋貿易與伙伴關系協定》）都走錯了方向。

《全球化及其不滿》的中心思想是，問題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如何管理這個進程。

遺憾的是，管理方式并未改變。15年后，新的不滿情緒使發達經濟體深刻體會到這一點。

（本文原載新加坡海峽時報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