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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斯蒂格利茨，譯/ 觀察者網 岑少宇】

有人正在采取行動，要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塔琳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或至少要大幅削弱她的地位。

格奧爾基耶娃自2019年起擔任IMF總裁，正是她對新冠大流行的出色反應，為各國維持生計和應對健康危機迅速地提供了資金。她成功地讓IMF發行了6500億美元“貨幣”（特別提款權，簡稱SDR），這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復蘇至關重要。

（觀察者網注：IMF此輪特別提款權普遍分配方案于2021年8月23日生效，是其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分配，最初的方案中，過多資金流向發達國家，經調整后，有2750億美元流向發展中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占比42%。）

此外，她使IMF在應對氣候變化這一關乎生存的危機方面，發揮了全球領導作用。

對于格奧爾基耶娃的所有這些行動，應該為她鼓掌。那么，問題出在哪里？是誰在背后試圖詆毀和驅逐她？

問題就出在世界銀行委托“威凱平和而德”（WilmerHale）律師事務所編寫的一份關于世界銀行年度營商環境指數的調查報告。該指數根據開設和經營商業公司的難易程度，對各國進行排名。報告指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暗示”了——在2018年和2020年對中國、沙特阿拉伯和阿塞拜疆的指數評定中存在不當行為。

格奧爾基耶娃因為2018年的指數而受到攻擊。中國當時在指數中排名第78位，與上年持平。但有人暗示，它本應更低，而維持中國的排名是某種協議的一部分，以確保中國支持世行尋求增資的計劃。格奧爾基耶娃當時是世界銀行的首席執行官。

中國的排名2014-2020，圖片來源：Asia Briefing

這一事件的積極結果之一，可能是終止營商環境指數的評定。25年前，當我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營商環境指數”由獨立部門“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發布出版，我當時就認為那是一款糟糕的產品。公司稅稅率低和勞工法規薄弱的國家獲得了良好的評價。這些數字總是很模糊，數據的微小變化可能會對排名產生很大的影響。

當指數編制者看似隨意的判斷導致排名下滑時，各國不可避免地感到不安。閱讀了WilmerHale的調查報告，與相關的關鍵人物直接交談，并了解了整個過程后，在我看來，調查就是在詆毀誹謗。

從始至終，格奧爾基耶娃以完全專業的方式行事，如果換了是我，也完完全全會那樣做（在我擔任首席經濟學家時，偶爾不得不如此）：敦促為我工作的人確保他們的數字是正確的，或者考慮到數據存在的固有局限，要盡可能保證準確。

2018年直接向格奧爾基耶娃匯報的、負責監管“營商環境指數”的部門負責人Shanta Devarajan堅稱，他從未被迫改變數據或結果。銀行的工作人員完全按照格奧爾基耶娃的指示行事并重新檢查了數字，做出了微小的變化，導致了輕微的向上修正。

WilmerHale調查報告本身在很多方面都令人好奇。它給人的印象是，有這樣一種交換條件：銀行試圖籌集資金并提供更高的排名來幫助自己拿錢。但中國是此次增資最熱情的支持者；是特朗普總統領導下的美國拖延了腳步。如果目的是確保增資，最好的辦法就是降低中國的排名。

調查報告也沒有解釋，為什么里面沒有包含那個重要人物——Devarajan——的完整證詞，他對格奧爾基耶娃所說的話有第一手的了解。“我花了幾個小時向世界銀行的律師講述我的故事，他們只用了我告訴他們的一半內容。”德瓦拉詹說。相反，報告主要是基于影射。

真正的丑聞是調查報告本身，包括世界銀行行長大衛·馬爾帕斯如何毫發無損地撇清干系。

該報告提到了另一事件——試圖在2020年營商環境指數中提高沙特阿拉伯的排名——但得出的結論是，世行的領導層與所發生的事情無關。

在沙特安全官員謀殺并肢解記者賈馬爾·卡舒吉一年后，馬爾帕斯前往沙特阿拉伯，以營商環境指數為基礎，吹捧沙特的改革。

似乎是“誰出錢，誰做主”。幸運的是，調查性報道揭露了更糟糕的行為，包括馬爾帕斯毫不掩飾地嘗試改變營商環境指數的算法，以降低中國的排名。

如果說“誹謗詆毀”是對WilmerHale調查報告最好的定性，那么動機是什么？毫不奇怪，有些人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格奧爾基耶娃的領導下所走的方向感到不滿。有的認為它應該少管閑事，別關心氣候變化。有的不喜歡進步性的轉變，她不那么強調緊縮，更多地關注貧困和發展，并且更加意識到市場的局限性。

IMF現在似乎不像催債者那樣咄咄逼人，許多金融市場的玩家對此感到不滿。而那種行徑，是我在《全球化及其不滿》一書中批評該基金的核心部分。

在2020年開始的阿根廷債務重組中，IMF明確表明了該國能夠支付的限額，即可持續的債務規模。許多私人債權人希望阿根廷支付更多，超出可持續的水平，而IMF這一簡單的行為改變了談判框架。

此外，IMF和世界銀行之間長期存在機構間的競爭，現在則加劇了。目前已提議建立一個新基金，把新發行的特別提款權從發達經濟體“回收”到較貧窮的國家，但兩家在爭辯誰應該管理這新基金。

在這些錯綜復雜的關系上，人們還可以加上美國政治的孤立主義傾向（以特朗普提名的馬爾帕斯為代表），以及削弱拜登的圖謀——美國政府已面臨如此多的挑戰，搞亂IMF可以再增加一項難題。然后，還有常見的性格沖突。

但在新冠大流行及其經濟影響使許多國家面臨債務危機的時候，政治陰謀和官僚競爭是世界最不需要的東西。現在，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格奧爾基耶娃對IMF的堅定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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