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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一結束，中美立即由盟友變身為對手。

美國憑借自己的綜合實力，祭出貿易牌、價值觀牌（也就是通稱的人權牌）、臺灣牌、西藏牌。然而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和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這四張牌通通到了失效的邊緣：中國加入WTO令貿易牌退出歷史舞臺、兩岸和解令臺灣牌失靈、經濟危機和占領運動令價值觀牌威力頓減、達賴日趨末年來日無多，此牌已成雞肋。在這樣的背景下，在人類進入互聯網時代之際，美國高調創新對華打出網絡牌。由于網絡技術的復雜性往往導致真相難辯，再加上美國擁有的話語權，一時間令中國成為全球眾矢之的。然而令誰也想不到的是，這張牌剛剛出現，即遭到毀滅性打擊。而這張牌就是來自中央情報局的深喉——美國公民斯諾登。

僅僅根據斯諾登目前透露出來的信息，已經震驚中外。長期以來，美國以反恐為名，以國家利益為名，利用其在互聯網上的優勢，進入臉書、谷歌、微軟、雅虎等9大網絡通訊巨頭的服務器，秘密在網絡上對國內外民眾進行大規模的信息收集、監控、滲透，這包括大眾電話記錄和網絡活動記錄等資訊，大肆侵害公民隱私權，更是破壞西方所鼓吹的言論自由這一神圣原則（真不知谷歌離開中國時，那些到谷歌總部獻花的支持者們，現在做何想？）。而這一切竟然都是在國會和司法部門知情和支持的情況下，堂而皇之的進行。世人更是要問：這就是憲政國家嗎？這不就是《1984》在網絡中的現實版嗎？美國政府不就是那個無所不在的老大哥嗎？

更令國際社會震驚的是，美國在全球長期進行網絡戰，發動多達六萬多次的黑客行動。此前美國一直指責中國對其發動網絡戰，而真相竟然是多年來美國處心積慮地侵害中國大陸和此次斯諾登避難的香港。更令世界大跌眼鏡的是，美國的監控不僅針對中國這樣潛在競爭對手，居然還有鐵桿盟友。而這其中，德國更成為美國極為關照的對象，是歐洲被監聽最多的國家！

中國有句名言：寧做真小人，不作偽君子。以示對虛偽、偽善的厭惡。然而，美國這個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這個總是站在國際事務道德高地的國家，卻在此次事件中暴露了既是真小人又是偽君子的雙重角色。

世界難以想象，一個整天叫嚷著輸出普世價值的國家，卻在大規模的違背普世價值（難怪有人懷疑普世價值是西方的特洛伊木馬）；一個整天以世界警察身份要求他國保護人權的國家，卻以國家的龐大力量在侵害人權；一個整天指責他國進行網絡戰的國家，卻在從事著全球獨一無二的網絡戰。據斯諾登披露的信息，在美國，監聽收集的電子通訊信息比在俄羅斯——西方眼里的新獨裁國家——還要多。

事實上，美國的這種偽善，恰恰促成了斯諾登的良心發現，從而完成了從一個美國政府精心組織的、違反人權的大規模工程的參與者到揭密者的華麗轉身。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解釋自己的動機：美國政府聲稱自己和那些互聯網領域的對手不同，并不針對民用基礎設施。而他的行為就是要揭露美國政府的偽善。他的唯一目的是告訴人們那些以他們的名義而卻又違反他們利益的作為。

西方自釀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主權債務危機連環爆發以來，其模式合法性的基礎大為動搖，廣受質疑。如果說上述危機只是間接沖擊這種合法性，而斯諾登的良心發現，則直指這種合法性的核心。

從邏輯上講，特別是從西方對待來自其他國家類似的人權勇士的表現來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應該向斯諾登表達敬意、謝意，提名并最終頒發歐洲的哈薩羅夫人權獎、或者干脆美國自己的赫爾曼-哈米特人權獎、蘭托斯人權獎，實在不行還有英國議會首威斯敏斯特人權獎。要知道他是對《衛報》如此披露心路歷程的：“我愿意犧牲這一切，因為我無法昧著良心允許美國政府侵犯全球人民的隱私、網絡自由和基本自由。”這樣的話、這樣的行動如果換成第三國公民，將會引發西方社會多大的共鳴啊！

但令人驚訝的是，美國這個三權分立的國家，有著反對黨的國家，竟然難得一致的統一起來，齊齊斥責斯諾登是叛國者、叛逃者，泄露國家機密，套用中國的話語就是“帶路黨”。號稱司法獨立的美國，司法部門不是立即徹查如此嚴重的侵犯人權的行徑，反而第一時間宣布要調查斯諾登是否還有同伙。

可是斯諾登真的泄露美國的國家機密了嗎？不妨聽聽斯諾登的回答：“我并沒有泄露任何美國針對合法軍事目標的行動。我指出的是美國國家安全局對民用設施，如學校、醫院和私人企業的黑客行為，因為這是相當危險的。這是赤裸裸的犯罪行為，它們的目標無疑是錯誤的。憑什么我們可以秘密訪問一個國家的電腦，而且那個國家甚至還是我們的盟友？國家安全局的行動影響了數百萬無辜的人，他們需要知道真相。”如果說這就是國家機密，那么美國是一種什么性質的國家？

至于號稱新聞自由的西方媒體，正如斯登諾所說的：“不幸的是，美國大部分媒體整天更關心我17歲的時候是怎樣的，我女朋友長得是什么樣子。其實更重要的是，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竊聽’事件。”也難怪美國人民要擁有知情權，必須通過斯諾登這種方式才能滿足。

到了這一步，美國的政治精英們大概還覺的丟丑丟的不夠，竟然又公然使用現代文明國家都不恥的抹黑手段。美國前副總統切尼竟然無端指責斯諾登是中國間諜。好在，非常了解自己國家的斯諾登對此早有準備。他在接受香港媒體采訪時這樣回應：“這是個意料之中的抹黑說法，我在公開內幕之前就料到會這樣”。斯諾登還一針見血的指出，美國官員拋出這種說法是為了轉移外界對他們行為不當的注意力。

如此拙劣和惡劣的手段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橫行，美國還有底線嗎？自由派一向聲稱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很好的糾錯機能，請問，這種機能表現何在呢？當民意調查顯示61%的美國民眾反對這種監控時，奧巴馬這個專業是憲法學而且當過芝加哥大學憲法學教授的總統卻仍然公開為之辯護。再問，這種糾錯機制何在呢？

還記得當年奧巴馬競選總統的時候，多次高聲譴責布什行政當局侵害憲政制度的種種做法（實行大規模秘密監聽、違反國際法，設立秘密監獄，設立關押難以證明有罪或無罪的人的關塔納摩羈押中心）。他反復多次地發出雄辯的聲明說，布什行政當局要美國人民在法治和安全之間做出選擇是一種荒唐虛假的選擇，美國人民完全可以堅持自己的憲政和法治的理想和制度，同時也享受安全。可是今天的奧巴馬卻竟然比昨天的小布什更小布什，真是巨大的諷刺。難怪都說民主就是靠騙和瞞才能贏得選票的游戲！

也難怪，為什么斯諾登沒有留在一個號稱有著民主、自由、人權、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的地方，而是來到了香港。或許令那些投奔到美國去的自由人士想不到的是，斯諾登是這樣回答為什么進入香港的：“正如美國政府對其他泄密者所做的，只要待在美國國內，就沒有任何公平審判的可能。他們已經公開宣稱我犯了叛國罪、刑事泄密罪，甚至違憲等不可饒恕的罪行，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在國內公開這些機密，等于直接讓自己進監獄，這未免太過愚蠢。”他進而更清楚的講道：“我只能說，美國政府一直在試圖通過逮捕，甚至殺害我來掩蓋那些秘密，但真相會不斷揭開。”

美國如此的圖窮匕見，確實令人驚異。何以此番美國連最起碼的遮羞布都不用了呢？不過，如果放眼經濟危機以來的西方各國，面對此起彼伏的民眾抗議，可有一個國家做過讓步？美國對占領華爾街運動讓步了嗎？加拿大對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魁北克之春”讓步了嗎？英國和瑞典對反抗不公、追求正義的騷亂讓步了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臘對遍及全國的抗議讓步了嗎？就是今天，伊斯蘭世界唯一一個西方標準的民主土耳其對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運動讓步了嗎？難道他們再也不怕選民手中的選票了嗎？他們也不再是民治、民有、民享的國家了嗎？

這一切，一語一蔽之，當國家困難到再也無法滿足民眾的需求時，它們恐怕也就別無選擇了。如果說世人想知道西方的經濟危機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從這些表現不難尋找到答案。

所謂美國夢，核心不過兩點：個人致富和普世價值觀。如果說此次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讓許多美國人開始對絢麗的美國夢失去信心，那么，斯諾登揭發出的真相以及美國政客、政府、國會、司法及眾多媒體的表現，已經令世人明白美國夢的真相竟是如此！還是通過政府內部的泄密者揭開“水門丑聞”的《華盛頓郵報》的前執行編輯倫納德•唐尼一語道破天機：美國現政府的如此追查記者通話記錄，這種做法將嚴重傷害，甚至是致命性地傷害美國的民主制度所賴以生存的新聞自由，傷害新聞媒體對政府的理所應當的制衡監督。

而另一位參與美國政府大規模監控項目曝光行動的獨立制片人勞拉•波伊特拉斯的質疑就更直截了當：“我們有秘密的法庭對秘密的法律進行秘密的解釋，這不行。這成了什么民主？” 她進而認為這一切秘密使得美國的憲政民主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笑話。

事實上，遠的不說，今年以來，美國已經發生多起與價值觀沖突的丑聞。比如美國司法部對美聯社，路透社等一系列重要媒體的電話及采訪截線進行秘密監聽。這一做法被上述一些媒體援引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條款做武器，譴責政府侵犯新聞獨立與新聞自由。還有美國國家安全局根據4月份秘密簽發的一項法令搜集美國最大的電話公司之一Verizon的數百萬美國用戶的通話記錄。另一大丑聞則是美國稅務部門被反對黨共和黨指控以檢查監控納稅為武器對保守黨性質的黨派與團體包括茶黨在內進行限制騷擾。這三起丑聞要么是侵犯公民的獨立自由，要么侵犯了黨派的獨立自由。其共性是對美國核心價值觀的侵害。很不同凡想的是，所有這些丑聞的曝光，都不是源自美國媒體！或者根本就和媒體無關。

面對此情此景，我們要感嘆究竟是美國統治階層的騙術高呢，還是要喟嘆美國民眾智慧之低呢？不過，如此苛刻美國百姓顯然并不公正。畢竟政府、國會、司法、媒體沆瀣一氣的社會，同時又巧妙的蓋有普世價值的包裝，普通百姓怎么可能一窺其中究竟？像斯諾登這樣有機會接觸真相并敢于冒著巨大危險、失去一切的代價講出真相，概率實在是微乎其微。就是斯諾登，他早在五年前就想揭發真相，后來政黨輪替，奧巴馬就職當天就宣布關閉嚴重侵犯人權的關塔那摩監獄，他一度又重新懷有希望。結果五年下來，關塔那摩仍然高高聳立。至此，對美國制度和政治人物絕望的斯諾登才采取了五年前就要付諸實施的曝光行動。不過，遲到的正義也還是正義，遲到的揭發也還是振聾發聵。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美國發生的內部系列“泄密”案，說明美國的宣傳和真實現實的矛盾與對立已經無法調和，如果說泄密者的目的還是希望美國言行一致的話，還是對美國的宣傳抱有幻想的話，美國政府的反應則將這最后一絲希望泯滅掉。

其實不光美國民眾，不光斯諾登，就是杰出如托克威爾者，他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竟然感嘆、贊頌美國是一個如此公平的社會。可在那個時候，黑奴制正在美國廣泛而合法的存在。實際上就在今天，就是以西方的標準而言，美國也不應該算是民主國家。民主最基本的標準是一人一票而且票票等值。但美國的選舉人制度，卻造成了雖然一人一票，卻票票不等值！這難道還能算是民主嗎？

所以，今天的美國不反思為什么恐怖主義如此痛恨它，寧可“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反而把全球監控當作解決之道。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斯諾登不僅令美國夢現原形，還讓中國自由派原形畢露。面對這起引發全球公憤的侵害基本人權的事件，中國的自由派的表現卻十分的美國政府化。有保持沉默的，也有為美國辯解的，還有和美國一樣把矛頭指向中國的。完全站在了他們所信奉的普世價值的對立面。中國的自由派也以行動向西方的普世價值說不，堪稱奇聞。

斯諾登避難香港，對中國的積極意義甚大。除了能將美國網絡戰的指責化解無形外，也顯示了中國封閉臉書等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它們已經演變成美國刺探世界的工具），還再次向世人表明香港的一國兩制得到了嚴格的執行和遵守。那些一再浮現的所謂香港已死，香港已經大陸化、甚至擔心臺灣正在香港化的諑言也頓時化為無形。而更重要的是，它借此契機顯示了香港在西方民眾心目中真正的地位。這正如斯諾登向《衛報》解釋的：他選擇香港，是因為與其他西方政府相比，香港政府確實獨立。這才是今天香港軟實力的威力所在。當然，如果上綱上線的話，也顯示了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合理性。

斯諾登事件在全球矚目之下，將不會在短期內結束，美國政府也仍然會有上佳出演，而斯諾登也會不斷的釋放出更多的機密和真相。這個過程也必將是美國夢徹底破滅在世人面前的過程。

最后不妨以蘋果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的點評作為結語：美國政府打著反恐的幌子踐踏公民憲法權利。當前美國政府對待公民的做法越來越像前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