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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聞自由的雙重標準

第三個層次我談一下對新聞自由的理解。

首先，新聞自由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法國1789年大革命發表的《人權宣言》第十一條中規定：“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每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負有責任”。但1793年，執政的雅各布賓派對反對派的報刊實施無情的鎮壓；拿破侖執政后，查封了全部反對派的報刊和獨立黨派的報刊。他設立了一個名為“新聞辦公室”的機構，專門處理報刊出版的日常管理事務。拿破侖有一句名言：“一張報紙可抵三千毛瑟槍。”其后，復辟的波旁王朝設立《欽定憲章》，表面上保護新聞自由，但不久又拋出《七月赦令》，宣布全面停止新聞自由。

直到一百年后，法國新聞自由才確立：1881年7月29日頒布《新聞自由法》。但是《新聞自由法》所規定的新聞自由長期以來僅僅局限于印刷媒體，廣播電視仍長期由國家控制。這一狀況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改變——又是一個一百年。1981年社會黨上臺后，通過法令允許建立私人廣播電臺，放棄國家對廣播電視媒體的壟斷。至此，法國才達到今天這種程度的新聞自由，前后兩百多年。

我這里只談法國，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也都一樣。就在今天，當日本人質被斬首，民眾上街抗議，同時要求安倍下臺，但卻被媒體封殺。幾年前加拿大發生歷史規模上最大的學潮、美國發生占領華爾街運動，一開始都被媒體封鎖。所以這也是理解今天中國新聞自由狀況的一個角度。中國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里取得西方兩百年才逐步達到的新聞自由程度。當然有同學問，中國為什么禁止一些海外網站以及臉書、推特等網站。這也不難理解，因為現在西方在意識形態上處于強勢，而且意識形態早已成為西方國家之間利益博弈的工具。在對手強我弱的情況下，封鎖是不得已的手段。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搞種族歧視，歐洲搞殖民主義，它們在意識形態上處于守勢，那個時候也是禁止自己競爭對手蘇聯的意識形態傳播，和今天的中國沒有什么區別。當《新聞周刊》破產時，美國拒絕中國的高價收購，反而以一美元的價格出售給一個和媒體毫無相關的公司。就是因為強大如此的美國也深知媒體事關國家穩定，它也承受不了被他人掌控的后果。

另外我還舉一個例子，從中可見特定狀態下西方新聞自由如何原形畢露：捏造（連歪曲都算不上）事實，為本國利益服務。1989年后，《倫敦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曾在封面最顯要的位置、最大的版面、最醒目的標題發自駐北京記者john passmore的報道，說某某人已被處死，而且言之鑿鑿地說信息來自美國情報部門。后來美國拍一部相關的記錄片，找到這位記者查證。結果他一看就說這篇文章不是他寫的，他既不認識這個人，也對這件事毫不了解。他還聲稱他只有英國外交部的幫助，從沒有美國情報部門的信息。但他承認為了增加真實性，報社“絕對可以這樣做”：即用他的名字發表其他人的文章。他最后說道：“我記得杜撰過一些文章，但不是這一則”。

其次，新聞自由的度每個國家的規定都不同。比如美國和澳大利亞都禁止刊登《查理周刊》的漫畫。美國是不能諷刺宗教，澳大利亞則有反歧視法。再比如政治獻金在美國是言論自由的范疇，不能限制，但在法國則是立法設定限額。所以說新聞自由在每個國家都是不同的，沒有完全相同的標準。正常來講，任何一個國家的標準都不能強加于另一個國家。比如，法國就不能強迫澳大利亞和美國刊登這樣的漫畫。

其實類似于新聞自由上的差異，在文化上表現的更多。最近，英國外交次長訪問臺灣時送給臺北市長柯文哲一個議會懷表，結果有記者問這在華人社會送表（鐘）有送終之意，他怎么辦。結果柯文哲說要把這個表送人，或者當廢銅爛鐵賣掉。結果引發一場“外交”風波。英方也表示會吸取這個教訓。還有日本人喜歡把刀做為禮物送人，但在法國卻是禁忌。何以文化上的差異大家可以接受教訓，加以修正，但到了更為敏感的宗教問題上，西方卻一定一意孤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刺激、挑釁對方呢？

論壇現場

如何面對一個伊斯蘭化的西方

最后，大家還有幾個關心的問題，我也順帶談一下。

一是中國是否會出現法國今天自身文明受到威脅的情況？

我的結論是不會。主要有三個理由。第一，中國不對外來移民提供福利。如果你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能夠憑借自己的努力和才智生存下來，能夠和如此吃苦耐勞的中國人競爭，中國歡迎你留下來。這是創造財富的群體。但數目上可謂廖如星辰。第二，中國人口絕對數太大。任何文明和中國相比都不可能占優。非洲一共不就才五億人口嗎？第三，中國政治制度和西方的一人一票不同，它們即使人再多，也沒有取代中華文明的途徑。

二是極右是否能夠上臺，生活在法國的中國人怎么辦？

極右上臺取決于內外兩個因素。對內，法國經濟是否能夠好轉？現在看可能性不大。對外，其他國家極端勢力是否能夠選舉獲勝？極左已經在希臘取得權力，西班牙今年也要大選，極左派也是遙遙領先。幾年前還有匈牙利極右政黨已經執政，并直接把國名從匈牙利共和國改為匈牙利。還有對媒體、選舉以及憲法法院的限制。

再加上穆斯林力量的進一步崛起，我的估計，最晚至2022年，極右就很可能上臺執政。我們不妨先看看兩年之后也就是2017年選舉的投票情況。

極右上臺對生活在法國的華人不會有多大負面影響。世俗傳統的華人在法國比較容易融入，勤勞的天性在法國也是財富創造者。我們對法國不是威脅。此外，中國的強大。極右為了發展經濟，不得不依靠中國。它既不敢也沒有必要敵視華人。我這里可以提一下細節。國民陣線幾年前經濟非常困難，不得不把總部賣掉還賬。誰是買主？是中國！中國的一所大學買了下來。后來汶川地震時，國民陣線還向中國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也是以此向中國表示感謝之意。

三是隨著中國的崛起，法國會不會對華人更加排斥和疑慮，甚至像對待穆斯林一樣？

這實際上是一個假問題，一個不存在的問題。因為二十年后當中國完全崛起時，西歐已經伊斯蘭化。對于華人來講，不存在西方的排斥和敵視，真正要面對的反而是一個伊斯蘭化的西方。至少到那一刻，我是會選擇回到中國——如果不是更早回去的話。

從長遠來看，中法應該加強合作，包括反恐議題，但法國可能還需要拿出更大的誠意來。1月底，法國總理來華訪問，明確提出“希望兩國加強反恐合作，共同遏制恐怖分子的流動”。我們也相信，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會達成更多一致。http://m.rypyw.com/europe/2015_01_31_308165.shtml

與這個問題相關的，也是在座嘉賓和聽眾的共同感受，一些人對法國的未來非常悲觀：法國完了，法國沒有希望了。原因不僅僅是文明的未來，還有法國的經濟困境。其實，從深層次講，都可以歸結為對這個制度的悲觀。無論是經濟問題還是文明之間的沖突問題，法國今天的制度都束手無策。直白地講，這個制度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就是問題本身。借用自由派批評中國反腐的邏輯，一個一人一票主導的社會，你能讓大眾自己去改革自己，自己去修正自己，用自己的左手去割自己的右手嗎？如果看看法國的歷史，從1789年到現在，出現了五個共和，兩次復辟，兩次帝制，一次君主立憲，還有一次巴黎公社。每次都是到了危機無法持續的時候，通過戰爭、政變或者革命來改變。或許政治人物不進行真正但又痛苦的改革，還是希望歷史經驗再度發揮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