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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新加坡即將迎來五十周年國慶。然而，就在舉國期待之際，這個繁榮發達之地的締造者、有國父之稱的李光耀溘然長逝。

李光耀離世，全球震動，各國——不分制度、宗教、大小、貧富，紛紛表示哀悼、表達敬意。一個面積只有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也只不過五百萬、而且沒有什么資源的小國竟能引得全球各國紛紛折腰，堪稱奇跡。尤其是，李光耀在西方一直被視為獨裁者，2011年他還被《商業內幕》網站在《20世紀最成功的獨裁者》中列為第二位，但去世后西方政要仍一致向他表達敬意。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

李氏政治技巧和智慧

作為當代華人世界三大偉人之一（另外兩位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和帶領臺灣走向現代化的蔣經國），李光耀確實是偉大的。我們不妨看看下面這些令人眩目的數據：新加坡人均GDP4.8萬美元，力壓美國，高居全球第五；廉潔程度僅次于瑞典、丹麥和新西蘭，列全球第四（德國透明國際排名）；經濟自由度僅次于香港名列全球第二（2009年美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1994年到2001年連續八年國家競爭力排名第二，僅次于美國，其中政府效率仍是世界第一（美國《國家競爭力年鑒》）；世界競爭力也僅次于美國名列第二（2008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世界競爭力年度報告》）。此外，這個五百萬（其中本地居民不足四百萬）的人口小國，每年的旅游人數居然高達900多萬，幾乎是自身人口的兩倍。

當然，他的偉大并不僅僅體現在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帶入第一世界，而是他創造奇跡的方式。

新加坡是英國的前殖民地，但獨立后并沒有全盤沿襲宗主國的制度——這和印度完全相反，而是走出了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獨具特色的新加坡道路。李光耀在一個華人為主的國家，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強調秩序和責任，繼承中華文明一個政治中心的傳統，堅持一黨獨大。與此同時，他又引入西方制度中有益的成份——比如選舉和反對黨，但又加以改造。一方面發揮它監督和制造壓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對它加以控制，不使之失控而危及現行體制。這種策略，使得對內可以給不同階層提供表達政見的渠道，對外則在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社會體系中，增加自己模式在西方的合法性。

要做到這點并不容易，需要極高的政治技巧和智慧。對此，1994年李光耀在與美國《外交雜志》主編扎卡利亞的對話錄《文化是決定命運的》中有清楚的表述：“坦率地說，如果我們不曾以西方的優點作為自己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擺脫落后，我們的經濟和其他各方面迄今會處于落后狀態。但是我們不想要西方的一切”。

全世界華人一向把新加坡的成就當作驕傲，事實上，新加坡的成功不僅給重新復興的中國以精神支持，更提供了具體的學習榜樣和參照。比如新加坡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發展，中國也做到了。新加坡引入選舉和反對黨，中國則引入任期制和領導人的制度性定期更替。當新加坡在一黨制下實現高度的法治——據臺灣媒體報道，在亞洲企業界的調查表明，當遇到糾紛時，司法最高度信任的國家就是新加坡（排第二的是香港，很巧合，也不是西方的制度模式，第三位的是日本），今天的中國也在前所未有的強調依法治國，甚至成為“四個全面”之一。

當然新加坡能夠在一個華人社會為主體的國家中實行高度法治，確實有幾個特殊因素：一是李光耀憑借個人的威望，嚴刑峻法，鐵腕推行，新加坡至今還保留著肉刑；二是新加坡規模太小，容易控制和做到透明；三是英國宗主國法治體系和精神的影響。

李光耀的儒家精神

面對新加坡奇跡，世人往往會問，為什么會是李光耀？其實原因并不復雜，就是儒家文化和儒家價值觀（嚴刑峻法則有著強烈的法家思想印跡）以及中華文明非常強調的實用理性。在世界上有一個奇特的亞洲政治現象，即儒家文化圈，大陸有鄧小平、臺灣有蔣經國、新加坡有李光耀、韓國有樸正熙。他們都是政治強人，但都具有很強烈的責任感和政治道德感，要把自己的能力化為國家的發展。反觀完全基督教化的菲律賓，和韓國一樣都是軍事獨裁，但馬科斯卻只顧自己貪腐，完全不管國家未來和民眾死活。這背后就是文化的差異。

儒家文明非常強調人的重要性，“為政之道，尤在得人”，而且十分注重道德和責任。這種影響一代代傳承，成為中華文明非常寶貴的政治資產。而西方正如李光耀所批評的：“如果新加坡決定發展成為像西方國家如英國的兩黨制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為最優秀的人才不會選擇從政，參選得冒很大風險，競選活動變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惡毒”。這也是為什么一向推崇臺灣制度的龍應臺在“行政院長”江宜樺辭職后（她隨后也辭去“文化部長”一職）感嘆，在今天的臺灣情勢下，臺灣政界根本無法吸納優秀人才。

正是對中華文明、西方文明和人性深刻的洞悉以及對制度的正確認識，才是李光耀成功領導這個國家步入現代化行列的根本原因。在其離世之后，我們不妨重溫他的肺腑之言：“人性的某些基本方面是不會改變的。人性中有惡的東西，你必須防止它。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個好的政府制度，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東方人是不相信的。東方人相信，個人離不開家庭，家庭屬于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與社會。政府并不想給一個人以家庭所能給的東西。在西方，特別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后，政府被認為可以對個人完成過去由家庭完成的義務，這種情況鼓勵了單親家庭的出現，因為政府被認為可以代替父親，這是我這個東亞人所厭惡的。家庭是久經考驗的規范，是建成社會的磚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