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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雖然人類已經進入深度的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但出于種種原因，比如自大、偏見、以自己標準來衡量一切，西方對兩會的解讀大都有偏差和失真，甚至是完全錯誤的。

西方最常常講的一句話是:“兩會不是真正的決策機構”，然后再加一句話“橡皮圖章”。這個判斷以訛傳訛，成為西方固定的印象和結論。

事實上，人大是立法機構，政協是咨詢機構，它們從法理、機制和職能上就不是決策者，就如同不會有人講法國國會是決策機構一樣。人大的四項權力是立法權、決定權、任免權和監督權，具體來看，一些立法、選舉和任免公職人員、審查和批準預算、監督法律執行等職能和西方國會大同小異。西方決策機構一般也是行政部門，在中國這樣一黨領導（多黨協商）的體制下，黨和行政部門才主要承擔決策的重任。

至于“橡皮圖章”的定性則是對中國體制運作不了解所致。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兩會很少出現西方常見的激烈辯論或者議案否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上文所說的重大事項的決策和辯論過程并不主要在兩會期間，而是在執政黨的政治局和常委會，在行政部門、人大常委會。各方只有達成共識之后，才提交到兩會（重大法案一般是提交到全國人大常委審議），達成共識后才會投票通過。

2017年全國兩會，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報告

以《勞動法》為例。從1979年第二次起草《勞動法》至1994年第三次起草結束，15年來先后形成草案30余稿，于1994年1月7日經國務院第14次常務會議審議，原則上通過了《勞動法（草案）》，并于1994年2月28日由李鵬總理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草案進行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廣泛征求各方意見后，對《草案》再次進行了認真的修改、補充，《勞動法》終于于1994年7月5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通過。

《勞動法》并不是特例?！段餀喾ā纷?993年開始起草，1998年制定草案。2002年12月，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初審《物權法》，2005年7月向社會公布草案全文，其后又審議了六次，直到2007年3月16日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以2799票贊成、52票反對、37票棄權通過其草案。從起草到實施歷經十四年，盡最大程度凝聚了各方的意見和共識，以高票通過是再正常不過的?？墒俏鞣絻H僅看當時的投票過程，自然會誤以為這只是走形式。

所以中國這種決策和立法過程怎么可能會有西方國會的特點呢？可以說，兩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把執政黨的理念和措施法律化，它的目的不是要否決某項提議，而是完善、修改。

需要多說一句的是，中國的最高決策機構是中共常委會，而常委會的人員涵蓋黨、國務院、人大、政協、宣傳和紀檢等，各方達成一致才能推行。在這個過程中，人大和政協都有著充分、同等的發言權。再加上中國是一黨執政，因此這種決策機制不僅有著很高的科學性、延續性，更重要的是不會出現西方決策模式的某些嚴重弊端。

全國兩會體現了中國政治傳統和特色

特朗普上任后雷厲風行兌現自己的承諾，決策時甚至有些顧問、內閣重要成員都不知曉。他所簽署的被認為最重要的針對七國穆斯林的禁令，一頒布就引發美國執行上的混亂和舉國抗議，最后更被法官叫停。這樣的決策機制不僅草率，缺乏可行性，更造成社會混亂、分裂和對抗，其國家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至于因為政黨輪替就決定廢除TPP，如此的朝令夕改，不僅害已更害人。即便是中國這樣和TPP無關的國家，也一定程度受損：有部分企業為享受TPP的好處，便大舉投資于越南等國，如今都打了水漂。中國尚且如此，那些成員國受損程度可想而知。

只是雙方如此對比明顯的決策差異，西方何以就視而不見呢？還怎么會仍然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呢？

二是西方國會代表是由利益不同、理念不同的多個政黨組成，另外還受更多利益對立的利益集團所影響，在野黨無論是出于利益還是理念，都必須為反對而反對，就是同一政黨之間的議員要達成共識也相當有難度。在美國，除了對外開戰這樣的事情，如“9·11”后的阿富汗戰爭（眾議院以420比1，參議院以98比0的結果通過戰爭授權，這在事后被證明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兩黨極少會立場一致——這就是福山所稱的美國已經變成什么也干不成的“否決體制”。

事實求是的講，幾乎很難達成共識、喪失執行效率、否決一切的西方體制需要深刻的反思和變革，而不是以自己問題叢生的模式當作衡量他國的標準。

不過東西方立法機構有一項職能是一致的——監督職能。但西方無法理解的是，兩會何以能具備監督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