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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斯蒂芬·沃爾特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近年，美國政壇兩極分化變的尤為嚴重，但幾乎所有人似乎都同意中國是個大問題。特朗普當局從上臺第一天起就與中國在貿易問題上發生爭執，還在其《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給中國貼上了“修正主義大國”和主要戰略對手的標簽。（如果有助于特朗普總統連任，他本人似乎愿意給北京一張自由通行證，但這只是他自己貪得無厭的表現，而且與政府的其他政策并不一致。）民主黨候選人喬?拜登在2019年開始競選活動時，可能淡化了美國人對中國人“吃我們午餐”的恐懼，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在競選過程中的對華調門會變得越來越強硬。

毫不奇怪，強硬的共和黨國會議員，如喬希?霍利（Josh Hawley）和馬特?蓋茲（Matt Gaetz）也一直在敲警鐘，而進步人士和溫和派則警告稱中美兩國間將出現“新冷戰”，并呼吁重啟對話以管控兩國關系。盡管他們的藥方各不相同，但所有這些人都認為中美關系至關重要。

最近中美沖突不斷 圖片來源：彭博社視頻

不幸的是，在討論中美兩國的競爭態勢時，他們還都傾向于重拾自己熟悉的套路，將中美沖突歸結于對手的內在特點：他們的執政理念、國內制度或某位領導人的個人品性。這種傾向性在美國由來已久：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為了打敗德國軍國主義，保護世界民主不受侵害，后來又為了戰勝法西斯主義而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冷戰初期，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臭名昭著的“X”文章（《蘇聯行為的來源》）認為，莫斯科懷有一種無情的內部沖動去進行擴張，這么做是為了找一些外部敵人來為共產黨的獨裁統治作辯護。他認為綏靖是行不通的，唯一的選擇是遏制蘇聯，直到其國內制度變的“平和”。

更近的例子是，美國領導人將美國的問題歸罪到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魯莽而又邪惡的野心上，把伊拉克的一眾領導人刻畫成毫無理性的宗教狂人，這些人僅在其意識形態信仰的驅動下制訂外交政策。

在所有這些沖突中，麻煩都來自于這些對手的基本屬性，而不是他們各自所處的環境或國際政治本身固有的競爭屬性。

美國對付今日中國也是套用這個思路。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認為，中國是一個威脅，“因為中國領導人正在推動一種封閉的威權模式來代替民主治理和自由市場經濟。”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同意這種看法：在他看來，中美關系惡化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是10年前的那個共產黨了。……這個中國共產黨開始認為自己必須堅決摧毀西方的思想、民主和價值觀。”按照參議員馬克?魯比奧的說法：“中國共產黨行使權力有且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鞏固黨的統治并將黨的影響力傳播到全世界。……在民族國家、工業產能或是金融一體化等任何一個領域，中國都不是可信賴的合作伙伴。” 美國副總統彭斯說，避免中美沖突的唯一方法是中國統治者要“改弦更張，回歸‘改革開放’和擴大自由的精神”。

按照已故的肯尼斯?沃爾茨（Kenneth Waltz）最初構想的分類，國際關系學者將這些解釋分別稱之為“單元層次”、“還原論”或“第二形象”等。在這一大類理論中的很多變種全都認為主要是一國的內部特點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行為。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有時被歸因于其民主制度、自由價值觀或資本主義經濟秩序，正如其他國家的行為被認為是源于其本國政權的性質、治國理念、“戰略文化”或領導人的個性。

基于國內特點進行解釋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在于它們看起來是如此的簡單和直白：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們（本應該）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在寬容的基礎上；相比之下，侵略者之所以表現蠻橫，是因為他們的治國理念建立在控制或脅迫的基礎上，或者是因為其領導人能夠為所欲為不受約束。

聚焦其他國家的內部特點如此誘人，是因為這么做免除了在發生沖突時我們應負的責任，使我們能夠諉過于人。如果我們站在天使的一邊，且我們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合理和正義的原則基礎上，那么當麻煩出現時，就一定是因為有壞國家或壞領導人在那里做壞事。這個觀點也提供了一個現成的解決方案：搞掉那些壞國家或壞領導人！在面對國際挑戰時，妖魔化對手也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凝聚共識獲取公眾支持的方法，而這就需要突出強調那些驅使對手做壞事的內在惡劣品質。

不幸的是，把沖突的大部分責任歸咎于對手的國內特點也是危險的。首先，如果沖突主要是由敵對政權的性質造成的，那么唯一能長久解決沖突的辦法就是推翻這個政權。在涉及到彼此利益的問題上妥協遷就，和諧共存，甚至展開更廣泛合作的可能性就大多被排除在外了，這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當對手兩方將彼此的本性視為一種威脅時，展開一場殊死搏斗就成了唯一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