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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決策事實上增加了游牧民族的軍事優勢，弱化了唐朝防衛農耕區域的能力。作為彌補，唐睿宗時（公元711年）開始在北方邊陲地區設立擴充了防戍軍鎮，設置了長駐且專任的節度使，統率當地軍、民、財三政。這違反了和平時期軍政分權這一傳統的中國政治教訓和制度。

不僅如此，由于沒了長城，就需要協調漫長邊陲各區域間的軍事防御。唐便以一鎮節度使兼任其他兩甚至三鎮的節度使，使邊陲地區的軍政權力進一步集中。沒有長城，還必須增加北方邊陲的駐軍，這引發了軍費和糧草供應的緊張。為緩解軍費壓力，唐實行了募兵制，軍隊財政均由各節度使自行籌措解決。這等于邊防軍私人化了。所有這些在沒有長城條件下針對北方游牧民族的制度和措施，累積起來，導致邊鎮軍事將領權力膨脹。

如安祿山一人就身兼河東、范陽、平盧三鎮節度使，管轄區從如今遼寧的朝陽到山西大同，下屬數十萬日益私人化的軍隊，手握地方行政和財政大權，尾大不掉，終于釀成了“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平息后，藩鎮勢力自此興盛起來，河北三鎮事實上已成割據。黃巢起義后，部分實力雄厚的藩鎮先后被封為王，實際已成高度自主的王國。唐亡后，藩鎮紛紛自立，其中地處華北軍力強盛的政權控制了中原，形成五代王朝。其中至少三代，即后唐、后晉和后漢，由西突厥的沙陀族建立。北方另一游牧政權契丹也趁中原內亂南侵，建立了遼國。

但這才是中原農耕區所受的威脅和苦難的一個序幕。公元936年，五代十國中后唐的石敬唐認契丹皇帝為父，出賣了從山海關直到雁門關以西（今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燕云十六州，換取契丹支持其稱帝。這一事件影響了隨后中國政治格局長達400多年。這十六州地處太行山東部、北部和西北，地形險要，易守難攻，是北方少數民族進入中原的必經之路，失去了它們，中原王朝的糧食主產地華北平原完全暴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眼前。

石敬瑭割讓燕云十六州 /新浪博客

北宋統一中原后，曾試圖以武力收復燕云十六州，均告失敗。宋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無法獲得長城庇護的漢族中原王朝。整個華北無險可守，積弱的宋朝一直為邊患困擾。統治中國東北和華北的遼（契丹）和金（女真）軍隊先（1004年）后（1127年）南下，穿過華北平原，或威脅，或攻占了北宋首都開封，宋徽、欽二帝被金國俘虜。宋朝廷只能渡江南遷杭州，建立了南宋。^【14】

1213年，燕云十六州為蒙古占領；之后，忽必烈大軍南下，建立元朝，先后滅金和南宋，中原又一次全面為北方民族統治。一直到1368年，明太祖派徐達、常遇春攻克北京，中原王朝重新控制了燕云十六州，控制了沿前朝長城的北方邊陲要地。

從大歷史視角看，如果說秦漢正面例證了長城對于維護中原農耕文明的制度意義，那么從唐睿宗設節度使開始的長達650年的歷史，可以說是一個自然實驗：在冷兵器時代，不依賴長城，能否以可接受的成本結構整合以農耕區為核心的中國。結果無情，戰亂迭起，死人無數。元初中原人口損失80%。

如果僅看王朝更迭和中原戰亂，長城確實未能令中原王朝逃脫因游牧民族南下的政權更替，中原民眾未能逃過一次次劫難。但這種看似后果主義的對長城制度功能的理解是偏頗的，甚至是非后果主義的。因為世界上本來就沒有一種絕對保險的制度，長城實現其功能自然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即中原王朝的有效治理。長城不可能替代其他。真正值得政治家/法律人關切的，其實是天下無數生命脆弱且短暫的蒼生“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卑微視角。應當將一些不曾發生但完全可能發生的有關人和事的想象納入對制度功能的評判考量。

不曾發生不等于從來不會發生，很可能只是因某些努力、某種對策、某個制度甚或某個人避免了其發生。因此，恰當的思考就一定要界定并考慮那些“不在場”的因素。^【15】或所謂“腦補”。評判長城的底線因此不是不修長城會少了多少“將軍白發征夫淚”，少了多少“悔教夫婿覓封侯”，會有多少農民安居故土“你挑水來我澆園，你織布來我耕田”，他們個人和家庭乃至整個農耕區民眾的幸福指數會增加多少；而是，若不修長城，無人戍邊，這些“被”幸福的農民，會有多少人，有多大可能，會額外地成為“兩腳羊”？^【16】

再宏觀點，如果沒有長城，這個農耕文明會是何種形態，何種規模？甚或，還一定有這個堪稱輝煌燦爛并令今天的我們自豪的中華文明嗎？任何文明都不可能脫離許許多多具體的人、事、物而單獨存在或持續。若無長城，這個號稱人類持續了最久的華夏文明，如同比中國文明更古老的兩河流域文明或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那樣，被后起的或周邊的其他文明滅了，也并非不可能。

這種歷史事件在世界各地其實比比皆是。被馬其頓征服之后，古希臘城邦便永遠消失了。繼承希臘文化的羅馬人，則被馳騁奔突于歐洲大地的阿提拉軍隊橫掃。這些被稱為“上帝之鞭”令歐洲人膽戰心驚的匈人，據說只是被衛青、霍去病特別是竇憲擊敗西竄的匈奴后裔！^【17】

長城保護的是農耕文明，但還必須注意，修建并利用長城的，并不只是中原農耕民族！后代許多入主中原的原北方游牧民族政權，如北魏、東魏、北齊和北周，為防護柔然、突厥和契丹南下，也曾多次大規模修繕甚或重建長城。^【18】即便未修建長城的，也不意味著他們就放棄了長城的軍事用途，或低估長城的軍事價值。

清朝是來自東北的畜牧漁獵民族，又有牢固的滿蒙聯姻。康熙甚至說“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19】但實際上，鑒于“塞外蒙古多與中國抗衡，溯自漢、唐、宋，至明，歷代俱被其害”，^【20】康雍乾時期，在東起遼東，西迄甘涼的明長城沿線，清一直部署駐扎了重兵，構建了針對北方的完備防御體系，其嚴加防控的對象恰恰是滿族的政治盟友，曾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蒙古人！^【21】

如果長城對于歷史中國的構成，對于中華文明的生長發展，意義如此，那么，還怎么說其可有可無？！有些決策及其實踐，僅因其對國家影響深刻和久遠，牽一發而動全身，就注定是憲制的，甚至無論其成敗，也無論其被視為軍事、政治、經濟、民族、社會甚或文化！長城就是其一。

蘇力《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