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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蘇力老師新書《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結語一文，觀察者網經“雅理讀書”授權轉載。特此編發，以饗讀者。】

本書涉及了許多中國歷史，但這是一本理論著作。這個附錄試圖回答，為何有此追求？何以可能？以及如何落實？我知道，如今這個年代，不大會有誰關心甚或會察覺這其中有問題，但我不能自欺。更何況，這些也是些有智識意義的問題。

歷史的“一家之言”

自打有了文字，人類就開始按時間來記人記事。但記錄的同時也一定要求理解，無論是人還是事，前因后果，來龍去脈。這些理解，在相當程度上，也會影響人們，記錄什么，不記錄什么，甚至是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這甚至也就是研究，即便無研究之心意。

但即便追求記錄客觀真實，這種記錄\理解\研究仍會受到至少兩個重大但不易自覺的制約。一是記錄者與他的同時代人分享的對世間萬事萬物關聯性的判斷和理解。例如，古人更多記錄天象與政治的關系。今人通常不會。在今人看來，這兩者會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套事。另一是受制于記錄者的生命長度，限定了可能進入記錄者視野的人和事，無論是其自身經歷的，或是了解前人的記錄。這就會限制記錄/研究者對許多人和事之間的相關性（因果關系）的理解和判斷，因為人事相關性的時間跨度可能大大超過記錄者的視野。

例如，司馬遷記錄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了解這一決策在此后幾十年間對漢代社會和政治的影響。但司馬遷不大可能察知、預判或理解這一決定的重要功能之一，或許是，因其圈定了選拔政治文化精英的考試范圍，作為一項國家發布的鼓勵民間文化投資的指南，為多年后在全國推行科舉制奠定了社會基礎。這一決策的憲制意義，在我看來，大大超過了多年來通常認為獨尊儒術“禁錮思想”的效果。事實上，這個所謂的“效果”完全是虛構的，更多是從“獨尊”這個概念推出來的。因為我們首先就沒法想象：如果沒有這個“禁錮”，漢代或后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甚至大致會是如何？

我也不認為獨尊儒術的效果是劃定考試范圍這個說法就一定“真”。我只想借此來指出，隨著歷史的延展以及記錄的積累，人的視野有可能開闊，人們對世界萬事萬物相互關聯會有更多新的，并篩選著各種，猜測和想象。超越個體生命的時間跨度，甚至超越一代甚至幾代王朝，研究者在更大時間跨度中去重新理解一些人和事，或許對歷史有新的理解。一旦如此努力，這就意味著，必須弱化，甚至完全不再，以穩定、均質的時間序列來組織自己看到、獲悉和理解的人和事，而是以其他結構和組織方式來記錄和表述研究者關心的一些人和事。這本身意味著研究者對歷史更多的主觀勾連、結構和塑造。借助他自己認定的，也必須是他的時代可能接受認可的，關于過往的人和事之間的關聯，來表達闡述他對歷史上的許多人和事之間關聯的主觀和系統的理解，包括一些或不少基于這種主觀理解的編織和創造。“說真話的愿望有多么強烈，受到的各種干擾就有多么大……以真誠的愿望開始講述的故事，經過巨大堅忍不拔的努力卻變成了謊言……”只是別對這里的“謊言”做道德貶義的理解。

其實從《左傳》到《史記》就有了這種變化。在《左傳》中，時間是組織結構作者眼中一切人事的自然架構；作者把對人和事的理解、分析、判斷，其中自然有他的世界觀或理論，都隱藏于編年史的時間自然序列中。在《史記》中，具體的人和事仍按時序展開，但時間的組織結構人和事的功能已開始后撤，司馬遷其實更多是按他自己認定的一些道理或事理來篩選、組織和表達他掌握的那些有關往昔的記錄和信息。陳涉早年務農，做過的事，說過的話，一定很多，不會只有“茍富貴，勿相忘”或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之類的。我甚至就不相信他真的說過，頂多這也只是傳聞證據。并且，我還相信，司馬遷把這兩句話寫入《陳涉世家》，不大可能是經他考證，發現陳涉確實說過此話；更多會因為，在司馬遷看來，這件事與陳涉后來作為秦末重要人物的行為和性格重要相關。換言之，更可能因為，他認為陳涉應當說過這么一句話——因此有極大可能這句話是司馬遷為了“刻畫”陳涉特意編出來的。

因此，盡管一直被視為歷史學家，司馬遷明確表達的自身追求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更像是一位注重經驗的社會理論家的學術宣言。他似乎想盡可能抽身于日常生活情境和利害之外，從“道”或“永恒”或類似“上帝”的立場和眼光俯瞰世事滄桑，發現、理解并講清其中的道理。在這種視角下，歷史，無論有關一人、一家、一族、一國甚或人類，相對于人類數百萬年的歷史，相對于“道”或“永恒”，其實一定只是“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當擠干了或剝除了時間，對歷史的這種個人化理解和敘述，自然就是一種理論。

本研究追求的也就是對歷史中國構成/憲制的這樣一種理解，從現有歷史記錄中擠干或剝除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