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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兩彈一星”。這是，卻并不只是，幾件武器。它的最重要貢獻不是科技，也不是增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它最重要的貢獻是為中國人一心一意謀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長時期的國家安全。中國從此可以大大降低直接的軍費開支，并將本來必須用于國防的大量人力物力轉移到生產建設上來，自然會有重大收獲。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大裁軍并非始于改革開放之后，而是在“文革”后期。1975年，葉劍英和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會議，首要任務就是消“腫”，精簡軍隊²， 確定了3年內軍隊人數減少60萬人，精簡26.2%的目標；一年后，全軍人數減少了13.6%。1980年和1982年，基于“大仗打不起來”以及“盡可能地減少軍費開支來加強國家建設”³， 中國人民解放軍兩次大裁軍。有51萬人的鐵道兵以及基建工程兵集體轉到地方，參加國家經濟建設，直接參加了深圳等沿海開放城市的基礎建設。⁴

二是國際關系的及時調整和布局。1949年中國同蘇聯結盟，在蘇聯的無私經濟援助下，新中國有了154個大型建設項目，為工業化和現代化奠定了基礎。但結盟蘇聯也隱含了一個當時許多人不察覺但今天回頭看非常重大的麻煩：長遠來看，這不利于中國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即成為國際上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大國。

這一視角會豐富我們理解，10年后，中蘇之間開始的那場意識形態論戰，就為拉開了與蘇聯的距離。再過十年，珍寶島邊境戰爭，蘇軍大兵壓境，標志著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實際作廢。有失有得，這才為后來也即今天中國作為世界一極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

更直接更具體地是，這為1969年起中美關系緩和，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創造了可能。是的，正式建交還在10年之后。但人家總統都來了，兩國領袖相談甚歡，這不算建交？兩國在對方首都設立了外交機構，中文名為“聯絡處”，但英文從來就是大使館。中美關系建立也啟動了新中國最早的經濟上的對外開放，以及更大規模對外開放的準備。

這類例子太多，我只說一個很少被人提及的。谷牧回憶，1972年，利用尼克松訪華后中美關系緩和的時機，周恩來總理讓谷牧抓緊中國沿海的港口建設，要求三年改變面貌；也真的趕在1975年底實現了這一目標。如果中國不是在1970年代初外交取得突破的同時，當即抓緊港口建設，谷牧說，“我國后來的改革開放事業將受到嚴重影響”。⁵

第三，一個影響更深遠的貢獻是創建科學技術導向的現代中國社會文化。中國文化傳統更偏人文，不是科技導向的。但中國現代化建設和發展都要求有更強大科學技術。如何促成這一社會文化傳統的轉變，不但重要，而且其深刻程度注定是一場“革命”。毛主席本人熟讀中國傳統經典，熱愛古典詩詞。但他卻因自己的詩詞“是舊體，怕謬種留傳，貽誤青年”，不愿發表。⁶ 文革期間大學一度停止招生，但毛主席1968年夏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⁷ 這兩件事曾令我長期困惑不解。

許多年后，我才理解，這其中的意味是：

1.確定引導社會文化投資方向的最終根據不能是領導人的個人偏好，而是整個中國社會的長遠需求；

2.在國家財力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只能，也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重視理工科，就是要改造并創造中國文化傳統，“補短板”，吸納更多科學技術知識，進而把“五四”作為口號的科學變成社會實踐，變成中國的社會“文化”。

這種努力是成功的。即便文革期間，社會流傳很廣的一句話就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1977年恢復高考時，所有青年人只要可能幾乎都首選理工科。近年來中國制造業的突飛猛進，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有相當部分應歸功于這一影響深遠的社會文化傳統的革命，大批中國青年因這一變革邁向了科學技術，何止豐富了，其實也是創造了，現代中國文化傳統。

這些分析都支持了蕭武的基本論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道路的展開和形成無法同中國革命切斷聯系。革命和建設是一個前赴后繼的事業。當然，不可能立竿見影，革命無法讓人們當即有時甚至是一代人就能看到革命的果實，因此會有人誤解革命，認為革命缺乏建設和創造，甚至指責和辱罵革命的破壞毀滅。蕭武對中國革命和中國道路的這一梳理和這一敘事是重要的。借助歷史距離提供的透視，他令我們對許多問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中肯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