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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為何印度相比于世界其他各國，遭受了最大的創(chuàng)傷（千人死亡率只好于太平洋島國薩摩亞的220人），現代學者有很多解釋。首先是，由于戰(zhàn)爭的需要，大量醫(yī)護人員被派到一戰(zhàn)的前線，印度國內極度缺乏醫(yī)療資源。

其次，第二波疫情恰好碰到了干旱導致的糧食減產，饑荒使得大量人群出現營養(yǎng)不良，再加上由于戰(zhàn)爭的需要，印度反而出口糧食，即使想進口糧食，戰(zhàn)爭期間正常的國際貿易難以開展，這使得糧食不足的問題雪上加霜，糧價上漲，饑荒進一步加劇。饑荒又迫使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求生存，而城市并不能向他們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反而更有利于病毒傳播。在餓死和病死之間，他們選擇了后者。這使得大量的窮苦百姓沒有辦法通過自身的免疫力來對抗病毒，面對病毒的進攻更加脆弱，只能仍由病毒肆虐。這不是對病毒的戰(zhàn)爭，這是單方面的大屠殺。

此外，殖民政府的不作為和冷漠也是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戰(zhàn)爭需要，殖民政府不希望加劇恐慌，畢竟印度是戰(zhàn)爭的后方。另外，作為一個外來者有些尷尬。這是為何呢？

這事得從大概20年前的鼠疫說起。1896年9月，一艘來自香港的貨船將鼠疫帶到了印度。這場疫情是印度歷史上最大的瘟疫之一，歷時10年以上，死亡人數超過了1000萬人。一開始，殖民當局并不想承認疫情爆發(fā)的事實，但隨著疫情愈加嚴重，掩耳盜鈴已經難以為繼，不得不迅速控制疫情，以防歐美列強中斷與印度的人員與貿易往來，畢竟歐洲對于黑死病可是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

10月，印度殖民當局修改了1888年的孟買市政法（Mombay Municipal Act），建立了衛(wèi)生委員會，并授予衛(wèi)生委員會主席極大的防控權力。衛(wèi)生委員會開始實施一系列嚴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對全市進行徹底的清潔運動、用海水和消毒劑沖刷下水道和污水管、沖刷商店和谷物倉庫，在小巷和出租房撒消毒粉，應該說這些措施確實是有利于阻斷病菌的傳播。

圖片來源于 Indian Council on Global Relations網站GatewayHouse

很快，殖民當局發(fā)現法律威懾力不夠，并且需要擴大到全印度。1897年，英屬印度通過了傳染病法，這部法律規(guī)定了更加嚴格的防控措施，授予政府可對船只、人員檢疫，可以拘留或者隔離任何疑似病例，銷毀任何被病菌污染的財產，可以對任何懷疑感染居所進行搜查、消毒、強制清空，甚至拆毀。

委員會強行拆除了大量平民窟簡易居所，激化了與老百姓的矛盾。此外，當地百姓對于委員會的強制隔離政策也十分抵觸，一方面是因為確診病例缺乏公認的標準，考慮到當時并沒有核酸檢測這樣的手段，這實際上授予了衛(wèi)生委員會拘留任何人的權力；另一方面，隔離設施十分簡陋，更重要的是，凡是進入隔離設施的，結局基本都是死亡，這是因為當時并沒有治療鼠疫的有效方法，而印度的老百姓并不希望親人以這種方式孤獨的死亡。這也導致了與印度人的嚴重沖突。英國人鄙視印度人的骯臟、人滿為患和不講衛(wèi)生，而印度人則憎恨英國殖民當局的不人道、對印度文化傳統(tǒng)和價值觀不加掩飾的敵視。

再加上，雙方對于如何用藥也存在極大的分歧。英國人禁止使用印度傳統(tǒng)醫(yī)療方法進行治療，認為那是不科學的，傳統(tǒng)醫(yī)學的醫(yī)生不能獲得從醫(yī)資格，但西醫(yī)也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香港1894年的鼠疫也有類似的問題，中醫(yī)與西醫(yī)發(fā)生了相當大的沖突，缺乏實效為兩種體系的鼓吹者的互相指責提供了充足的炮彈，因為每一方都能指出另一方顯而易見的失敗。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印度人根本沒有能力支付西醫(yī)的費用。禁止使用印度傳統(tǒng)醫(yī)學，這幾乎就是要求大部分印度感染者聽天由命。

此外，由于現代衛(wèi)生和防疫知識的缺乏，各種謠言也在傳播。有謠言稱英國人的消毒劑是迷藥，是為了將外來人口強行送出城外。還有謠言稱，凡是被隔離的病人，都會被英國人肢解，目的是要從印度人身體中提取出一種印度傳統(tǒng)醫(yī)學稱為“momiai”的物質送到英國，這種物質可以防止感染。這些謠言也不斷腐蝕著印度老百姓對英國殖民當局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

1898年3月9日，因為孟買衛(wèi)生委員會要拆除一名12歲穆斯林女孩的居所，直接導致了騷亂，警長受傷，醫(yī)院和政府的建筑遭到攻擊和縱火。更糟糕的是，因為一次搜查感染者行動造成的沖突，衛(wèi)生委員會主席（W C Rand）遭暗殺身亡。

事實上，同一時期香港發(fā)生的鼠疫，在防控過程中，英國殖民當局也遇到了幾乎同樣的問題，只不過沒有如此極端的情形發(fā)生，但還是引發(fā)了廣州滿清政府與港英當局的外交爭端。

英國殖民當局由于缺乏執(zhí)政的正當性，再加上在執(zhí)行過程中，對于印度本土文化和人民缺乏尊重，嚴格的防控政策根本無法實施。

1894年香港鼠疫，圖片來源：中文醫(yī)療資訊網

正是有了上一次瘟疫期間的心理陰影，英國殖民當局在西班牙大流感肆虐期間，根本不敢嚴格管控，畢竟戰(zhàn)爭期間后方穩(wěn)定是最重要的，這也是英國殖民政府漠視疫情的重要原因。確實，1918年的大流感沒有引發(fā)社會騷亂，卻造成了最大的悲劇。真可謂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可能這就是殖民主義的宿命。

歷史的重復

事實上，對于英國殖民當局的不作為，當時的印度本土報紙也多有批評。如1918年10月20日，這已經是疫情的最高峰，《古吉拉特報》（the Gujarati）當天一篇文章的標題是“印度政府的車輪還在非常緩慢的移動”。文章這樣寫道：當成千上萬的人民正在瀕臨死亡，以及更多的人們處在危險之時，我們沒有發(fā)現省政府方面或者印度最高行政當局有任何意識或者發(fā)出信號去設計并執(zhí)行有組織的疫情應對措施，有組織的措施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合作，需要廣大人民的配合，但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看到更高級別政府行動的信號。

1919年2月3日，《孟買記事報》（Bombay Chronicle）在評論中認為，孟買市和整個印度已經為這次疏忽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甘地的私人醫(yī)生（Dinshaw Mehta）在1919年8月1日寫給《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 ）的信中這樣總結道，這次進攻迅速而又嚴重，它簡直使人目瞪口呆，在我們還沒有反應過來時，它已經兵臨城下來到了我們中間，對我們進行了致命的屠殺然后快速消失……政府對于廣大沉默而又溫順的大眾犯下了簡直算是犯罪的疏忽，這本應該在人道主義法庭進行審判。”1918年英國殖民政府的不作為，失去了印度的民心，很快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就將在印度次大陸風起云涌，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也就開始搖搖欲墜了。

1918年11月8日，孟買市政廳召開了隆重的慶祝大會，表彰疫情期間做出巨大貢獻的志愿者和慈善團體。《印度時報》在會后的報道中寫道：“盡管疫情還在繼續(xù)，但這一波視乎已經成為強弩之末了。現在該轉向對疫情的教訓進行有益地總結反思了。”

100年過去了，印度人似乎已經忘記了當年在孟買市政廳總結的教訓。絕對不能輕視病毒，特別是變異后的第二波病毒，這是1918年印度給世界最慘痛的教訓。輕視病毒的鴕鳥政策執(zhí)行久了，就會把自己也騙了，竟相信幸運總會眷顧。人們可以忘記歷史，但歷史一定會懲罰那些無視歷史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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