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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蘇奎】

7月24日，市場監管總局在周末公布了對騰訊公司與中國音樂集團違法集中案的處罰決定書，盡管50萬元已經是處罰的上限，但在很多網友看來，實在不值一提。

不過，決定書中有更吸引眼球的內容：要求騰訊音樂不得與上游版權方達成或變相達成獨家版權協議，已經達成的，須在決定發布之日起三十日內解除。

“獨家”很容易就能讓人想到今年的“熱詞”——二選一。它們確實有相通之處，都是壟斷企業最具典型意義的壟斷行為——排他的獨家交易協議或“二選一”，其頗受詬病之處就在于并非是為了提升企業自身的市場能力，或為用戶提供更好的服務，而只是削弱競爭對手的市場能力，以打擊對手為目的。

更令人不齒的是，在具體的談判過程與結果中，往往還存在強勢企業對交易對手赤裸裸的霸凌行為。

企業，特別是互聯網企業，市場競爭手段的底線究竟在哪里？事實上，這條線一直在左右移動，時而清晰，時而模糊。

互聯網企業，頂著新經濟和創新的光環，曾經肆無忌憚地越線，或者說他們甚至以互聯網經濟的特殊性試圖抹掉這條線，為之搖旗吶喊的則是那些市場絕對主義理論家們。只有政府壟斷，沒有市場壟斷，市場自己會糾正所有的惡行，這就是那些市場絕對主義的論調。

不過，互聯網企業頭頂的光環正在褪去，中美歐近期都在以明確的行動為之劃線，數字經濟反壟斷已經成為中美歐不多的政治共識。市場霸凌，則是最不能容忍的惡行，因為相比如市場效率、價格等金錢利益，自由、公平，才是人類更重要的價值。

流量分配權的武器化

2010年騰訊和360之間發生了“3Q大戰”，騰訊稱“360屢屢制造‘QQ侵犯用戶隱私’的謠言，對QQ的安全功能進行惡意污蔑”，因此用戶必須卸載360軟件才可重新使用QQ。這應該是中國互聯網“二選一”之濫觴。

2005年11月3日，京東向工商總局實名舉報阿里擾亂電商市場秩序，反映后者在“雙十一”促銷活動中脅迫商家“二選一”。不過，尷尬的是，2017年11月6日，同樣是“雙十一”前夕，蘇寧發文怒斥京東也搞“二選一”。

如此混局，可以說，經過多年的發展，“二選一”并非是某一公司的行為，幾乎就是中國互聯網大公司打擊對手、責難對手的常規操作了。

“二選一”是民間的俗稱，究竟什么是二選一，法律法規中無此概念，官方也沒有給出正式的定義。從市場監管總局對阿里“二選一”的處罰決定書中，或許可以一窺究竟。

處罰決定書重點列舉了3種“二選一”情形：協議直接規定核心商家不得在其他競爭性平臺開店、口頭要求核心商家不得在其他競爭性平臺開設旗艦店、協議直接規定或者口頭提出禁止核心商家參加其他競爭性平臺重要促銷活動。

顯然，3種情形在限制強度方面形成了3個梯度。禁止開店限制程度最高，而禁止參與重要促銷活動，程度最輕。

決定書引用的法律依據則明確指出是《反壟斷法》第十七條第一款第（四）項關于“沒有正當理由，限定交易相對人只能與其進行交易”，也就是說決定書是將“二選一”定性為獨家交易或者排他交易行為。野蠻限制商家在其他競爭平臺開店屬于廣義的“二選一”，而禁止在其他競爭性平臺開設旗艦店及參與重要促銷活動屬于狹義“二選一”。

 互聯網企業之所以具有強大的逼迫用戶或商家“二選一”的能力，主要原因是網絡徹底改變了“流量分配權”。

實體物理市場經營者并不能人為分配進入市場的（人）流量，市（商）場內的地理空間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市（商）場內的流量以及商業價值，市（商）場經營者通過對不同空間設置不同的價格來獲得最大收益。

但網絡市場的無限性（市場內經營者可以認為無限多，而相比之下，實體物理市場的競爭對手則是有限的）與人接收信息的有限性的矛盾（每個人只能看有限的商家信息，最先看到的商家擁有更多的交易機會），決定了網絡市場主要由市場經營者來分配流量，網絡市場經營者具有了大得多的權力。

實體物理市（商）場通過級差地租（不同位置設置不同的價格）獲得流量分配權的利益，而有更大權力的網絡市場經營者希望得到更多。對于網絡市場經營者來說，流量分配權不僅是經濟權力，更是體現市場管理者權力的絕好武器。

網絡市場經營者與市場內經營者的關系不只是合作關系，更大程度上還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網絡市場經營者需要市場內經營者絕對的服從，從而形成一個“戰斗集體”以對抗其他網絡市場，盡管市場內的經營者并不需要與其他網絡市場經營者對壘，他們只是被裹挾進戰場的。

市場內經營者究竟被什么力量裹挾進來的呢，答案就是網絡市場經營者的流量分配權，它被網絡市場經營者武器化了，而不再只是一種商業資源。

流量分配權的武器化不僅體現在控制市場內的經營者，更是與競爭對手戰斗的武器，還是輿論武器的彈藥，可以說，“二選一”最典型地體現了流量分配權的武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