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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武】

最近，觀察者網的一篇文章，令黃仁宇的著作《萬歷十五年》又引起了大家的討論。

《萬歷十五年》在大陸開始流行暢銷時，我還是一個學生，對書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批評“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如今，重新審視當年這個令我震撼的觀點，感到充滿了問題，借這個機會，希望和各位觀察者網的讀者作一個交流。

黃仁宇是有中國情懷的人，他為落后的中國尋找病源，卻開出西方現代的藥方，有他的時代局限性，但也決不是他要對古代和近代中國橫加指責。在回憶錄《黃河青山》中，他就批評美國學者只是站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立場上，并不懂得對中國和亞洲的歷史有同情的理解，他觀察到在美國人那里“中國必須被視為白雪公主或老巫婆”，“美國人不愿意修正自己捍衛自由民主的象征”……

不過也應注意到，黃仁宇在感情上雖并不能接受西方現代性為唯一標準，卻為古代中國開出現代數字化管理的藥方，顯然和他自己說的對歷史“同情的理解”有矛盾之處。

他的一些批評，如：

無法積累資本持續成為趨勢，再加上機制的缺乏，是中國人生活水準低落的主要原因。官僚管理依賴文化凝聚力來維持政治穩定，本身無法成為在本質上擴展國家經濟的工具。

缺乏實質的中間階層向來是根本上的弱點，中國政府和國家的道德色彩、理想的正義、沉湎于偽裝等現象，都肇因于在數字上無法管理的局勢。如果沒有掌握這一點，我們也可能誤判中國近年來的發展。

不僅過于局限在他所專長的近代財政史的研究視野，而且用以概括中國古代的社會問題并不合適，因為中國歷史如此漫長，即便從兩千年的視角看，與世界各種文明相比，衡量中國在數字管理上的得失，恐怕都是一個很大的學術話題。難怪葛兆光說，這樣的觀點讓人看出韋伯（Max Weber）理論的陰影籠罩，這種思路很容易把傳統中國與現代西方看成兩極。誠如其言，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念，把復雜的歷史過于簡單化。

而黃氏的“道德代替法律”，和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一樣，在我的學生時代，是流行的幾種解釋中國社會的“大歷史觀”之一。我不是歷史專家，無意從歷史上來證實或證偽黃仁宇的觀點，姑且假定這個描述有符合歷史事實的成分，但這是否就是中國社會的缺陷呢？

道德和法律，任何理想的社會都應該堅持，不可能選擇一邊來代替另一邊。西方有維護程序正義的制度和法律，也有培養道德情感的宗教；同樣，中國古代社會也是禮和法并重的。

黃仁宇曾為自己辯護：“《萬歷十五年》指出道德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有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

可見，黃仁宇實際反對的是“道德優先”。但“道德優先”恐怕正是中國古人的智慧結晶。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勒納德·漢德（Learned Hamd）說：“我總是不明白，人們為什么要求助于憲法、法律、法院、法官來實現公平和正義，我反復地告誡你們，這么做是錯的。因為真正的公平正義只存在于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義在人們的心中死去，憲法、法律、法院、法官誰也救不了他！”

著名倫理學家麥金泰爾在《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也提出了這個深刻的問題，如果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所謂的正義制度、正義規則是“誰之正義”呢？

西方的有識之士所看到的問題，正是中國古人早已總結的。這些經典的論述，值得一一征引，我們現代中國人都應該好好讀一遍。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鹽鐵論》）

“不知禮義，不可以刑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淮南子》）

“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

這些格言不僅僅是空口白話的道德教化，其意義是被歷史所證明的。《史記》載，漢朝的興起，免去繁文縟節而提倡質樸，法網寬疏得可以漏掉“吞舟之魚”，可是吏治卻蒸蒸日上，誰也不敢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定。

這正如《漢書》所言：

“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

“導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

中國古人重視道德，是因為看到了制度問題的背后，根本是人的問題；是因為懂得社會治亂的根本在人心；是因為認識到，體制只是外因，領導才是內因。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禮記·中庸》）

因此，中國古人通過道德教育培養圣賢、君子，目的是為了抓住治理國家的本源，這個本源是人而不是法律，這樣的認識，確實是中國與西方社會的不同。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足以亂矣。”

孔子生活在禮崩樂壞的時代，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早就認識到，人會靠不住，制度終究也會靠不住的。每個王朝的禮法制度雖然可以延續，但統治者變質了，王朝終究會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