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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大秦帝國》作者孫皓暉先生近期著文《危機與希望：非理性對抗時代的來臨》，結合當下波云詭譎的世界風云，闡述了美國遭遇的內在挑戰、資本主義文明認知能力的衰退、和世界正陷入其中的非理性對抗時代。觀察者網摘錄其中精彩部分，并附上全文，以饗讀者。

以下為精選部分：

在國家時代，人類歷史發展的常態是理性競爭。

原始社會時期的生存常態，是人口群落之間的非理性對抗。紛繁無以計數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等人群，都在生存本能的驅使下相互爭奪既定資源——土地財富與人口，戰爭與殺戮彌漫著全球人類居住的區域。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漸漸成長的世界各個民族，不約而同地先后創造了自己的國家，以國家形式的強力結構為歷史平臺，開始了人類理性競爭的歷史。

理性競爭的歷史內涵，是各個民族與各個國家共同認可的那些最基本價值觀，及最基本的利益與財產交換法則（等價交換原則），自覺尊重他國法律的政治原則等等。世界國家群之間的貿易活動，所以能跨越時代而長期存在，就是以理性競爭的長期存在為基礎的。

在理性競爭時代，強盜國家或強盜團體，是短暫的逆流現象，是不為世界文明國家所認可的。雖然，理性競爭也有殘酷的一面，更有戰爭的一面。但無論如何，都是在某種共同價值觀與某種共同精神的旗幟下，在正向價值觀的軸心作用下，以文明上升的歷史正向邏輯向前發展的。中國的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西方的啟蒙運動與資產階級大革命時代，都是世界文明歷史上著名的理性競爭大時代。

但是，國家時代又是具有極度復雜性的人類歷史大時代。它不僅僅擁有理性競爭的輝煌時期，也曾經有過回流式的黑暗時代——非理性對抗時代。這種時期，會因為特定軸心勢力以偏狹邪惡的價值觀惡意發動沖突與戰爭，世界國家群會突兀生出一種不自覺的惡性的連鎖下滑。

總體上說，非理性對抗時期有兩個最基本的歷史前兆。

一則，宗教精神的極端化偏執化發展

自從人類產生了宗教團體而又為國家所容納，宗教對國家時代的人類文明所起的作用，也具有善惡難分的復雜性。最大的惡性作用，就是一旦某些特定國家群出現了極為偏執的極端化宗教精神，將一切教外信仰都看做應該誅滅的“異端”。

當此前兆時期，偏執國家就會出現嚴重的非理性國家行為，瘋狂地對其余國家發動異教滅絕戰爭，以殘酷的戰爭殺戮進行種族滅絕行動，進而將世界國家群拖進非戰爭無以生存的非理性對抗境地。

二則，世界力量格局出現時代性差距的絕對失衡

當世界國家群的力量對比結構突然被打破平衡，特定地域國家的生產力出現歷史性突破，從而出現一個或一批超級強大的國家，其軍事實力對世界國家群突然有了時代性差距的巨大優勢。當此之時，這些具有時代差距優勢的國家意識，再若以極端宗教的剪除異端理念為國家認知基礎，其霸權欲望必將被強烈激發起來，迅速地畸形突變為瘋狂的非理性國家行為——向全世界發動戰爭，將全世界人口變為自己的奴隸，將全世界國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

上述兩種歷史預兆，都曾經變成了殘酷的歷史實踐。前者，是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勢力在歐洲膨脹的極端化偏執化時期，所激發的世界性宗教戰爭——歷史200年左右的以“十字軍東征”為核心風暴的世界各文明形態的非理性對抗。

“十字軍東征”——世界各文明形態的非理性對抗

后者，是歐洲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發生后，緊接著發生的所謂“地理大發現”時期。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對“探險家”們“發現”的大量的遼闊的有原住民居住但卻沒有創造出國家平臺的地區，統統認定為“無主”土地；對非洲的半原始社會形態的軟弱，認定為為他們提供充足的奴隸勞動力的源頭；對亞洲這種處于古典文明暮色的落后國家，則認定為可以征服的殖民地地區。

在這種獨霸世界利益的極端化認知中，這一時期醞釀產生了歷時100余年的邪惡的資本主義原罪戰爭——對全世界展開的殖民主義戰爭。當時的非資本主義國家群，占世界國家的絕大部分。全世界的國家和地區幾乎都淪陷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直到當代社會，這些強盜國家的罪惡痕跡，還遍及世界斑斑可尋。

就歷史實踐而言，非理性對抗，是人類文明價值觀最為混亂失序的歷史時期，是最為黑暗的強盜邏輯為主流的歷史時期。世界國家群在這一時期，幾乎都只能被迫放棄理性競爭的國家關系原則，放棄一切和平生存的正向價值觀，而被迫進入戰爭決定一切的對抗時期。

最基本的原因是，作為矛盾主導方面的主動國家——發動非理性對抗的偏執瘋狂的國家群，首先主動拋棄了所有的正向價值觀，只以荒誕殺戮的強盜征服邏輯，發動種種形式的戰爭。作為文明國家群，則只有浴血奮爭，只有在付出巨大犧牲的強力對抗中爭取生存權利。無論對抗一方的本質及立場如何具有文明的正義性，一旦陷入這樣的非理性對抗的黑洞，就只有用對方聽得懂的強力對抗方式，表達自己的國家意志，浴血奮戰抗爭到底。此時的世界文明，已經淪落為“戰爭勝敗決定一切”的底線狀態，任何正義的訴求，都得等到你先勝利了再說；無論如何，對抗的當時沒有講理的地方。

這就是強盜邏輯為主流的非理性對抗時期。

在世界文明發展到古典國家文明的晚期時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崛起，本來是人類世界的福音。誕生于資本主義社會土壤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種立足于批判資本主義的正向邏輯的歷史聲音，是資本主義土壤的文明良知。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非理性罪惡，主張發動勞動階級革命，主張建立全世界共同發展的理想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當時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文明，若能如同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反思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罪惡那樣，同樣深刻地反思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非理性罪惡基因，從而改弦更張，走上一條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建設性道路，資本主義文明時代則功莫大焉。

歷史的悲劇在于，資本主義文明的根基，是資本群落的社會實體——一個由資本家群聚結成的資本家階級的活體利益攫取鏈。資本的無限逐利本質，決定了資本家階級的無限度攫取利益的本質；按照它們的意志所創造的國家，是它們單向度向世界進行無休止的利益攫取的歷史平臺；無成本的公開搶劫，成本極小而利益極大的殖民地戰爭，更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王道。

共利共贏的事情，人人平等的事情，在資本主義國家看來，是荒誕不經的，是不符合上帝意志的。基于如此這般的價值觀，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都決然宣布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公敵。

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實踐，已經有400余年的時段了。其最為深刻的破壞性在于，它反反復復地毀滅著人類自古典文明時期就努力培育且有蓬勃發展趨勢的良性競爭的生存形態；它自覺地放棄了作為文明領先國家的人類文明責任，自覺放棄了對融合交流與共贏發展的歷史訴求，而自覺地畸形地發展出一種訴諸各種分歧，又力圖以暴力消滅一切分歧的國家理念。

遼闊龐大的蘇聯帝國解體后，美歐資本主義世界一時狂歡慶賀，認定這次勝利是“歷史的終結”。當此時期，以歐美為軸心的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群，已經喪失了國家文明應有的理性精神，在沒有絲毫新精神與新思想的歷史條件下，它們繼續徜徉在唯我獨尊的霸權道路上，自以為又可以回到殖民主義時代大割一茬世界韭菜了。

一場世界瘟疫，不期然變成了資本主義文明衰落的顯示劑。

于是，瘋狂的非理性對抗，倏忽之間復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