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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文章全文：

危機與希望：非理性對抗時代的來臨

2020年的全球抗疫亂象，預示歷史將面臨一個重大轉折。

自公元前4000余年世界出現第一個國家——蘇麥爾開始，人類進入了國家時代，并以國家為歷史平臺開始了新的理性競爭，人類的國家時代已經有了6000余年的歷史。在這一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戰爭與瘟疫兩大基本災難，始終是人類文明生存發展的最大威脅，始終是對人類所創建的國家文明的最嚴峻考驗。6000余年以來，不知幾多國家滅亡于戰爭，不知幾多國家湮沒于瘟疫。

瘟疫與戰爭，是人類文明產生重大變化的兩大歷史窗口。

滄海橫流，方顯出國家文明底色。本世紀前期，隨著疫情大規模傳播與快速變異，隨著全世界國家群都被卷進防控危機的緊迫災難，各個國家的價值排序法則，各個國家的文明底色，幾乎都毫無遮掩的在世界歷史舞臺上本能的涌動出來，任何示形與遮掩都沒有作用。隨著這一人類歷史上最為重大的公共衛生災難的持續發展，當今世界隱藏的諸多深層矛盾，以及世界霸權國家長期著意經營的岸然道貌，都被大規模的疫情沖擊撕破了偽善的外衣，顯出了猙獰的本相。世界發達國家群的高位存在，已經開始了裂痕累累的歷史性危機。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原罪本質，已經越來越顯出不那么令人舒心的底色。

依據歷史潮流的的勢頭，我們已經完全可以概括性地預測出歷史實踐的發展邏輯。

一、人類文明的生命力依然處于脆弱的發展期

瘟疫災難的特殊性，在于它對人類生命的普遍而直接的傷害，在于它對人類各個文明形態既定的生存方式與生活方式的深刻破壞。瘟疫自古存在，黑腥足跡不絕于人類歷史的所有時代。但是，瘟疫流行的規模，病毒本身的攻擊強度、變異速度的快慢等等實際效應，卻是依據諸多歷史條件決定的。其中，兩個特殊的基礎性條件最為重要。

第一個特殊的基礎條件，是人口居住與活動的密集度

人口居住密度越大，人類各種活動的群體性越強，病毒傳播的條件就越充分。當下世界，人類已經發展到以國家文明為板塊，以城市文明為主導的集約化生存時代。各國精華人口的大規模集中居住，使瘟疫流行的特殊破壞力不期然直接抵達歷史巔峰。以中國武漢首開先河的世界若干超級城市的“封城抗疫”，已經成為人類文明史一道觸目驚心的自然災難風景線。

也就是說，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一基礎條件已經達到了最為飽滿的狀態。瘟疫病毒們即或是一個惰性十足的懶蟲集群，也會被密匝匝隨時可以附于其身的中介人群刺激得興奮異常，奮力傳播，加速變異，不斷制造出一片又一片糜爛的高危疫區，使整個地球世界陷入凈土全無的病毒泥沼。

第二個特殊的基礎條件，人類醫療科學技術的落后性

一般地說，科學技術與醫療技術愈發達，遏制病毒傳播的力量就愈強大，瘟疫災難的規模就愈能被遏制，傳播時期就愈短。可是，我們這個時代，在綜合科學技術較快發展的背景下，醫療科學技術并沒有得到同步的相應發展。與自然科學的其他領域相比，人類對自身生命的基礎認知，現行的醫治修復技術，都還停留在相對落后的時期。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醫療科學技術，還都很不發達。尤其是生命科學領域的免疫水準，更是非常薄弱。許多國家，甚或還停留在神秘的巫醫階段，或民間流行的習俗性醫療階段。

即或是這一領域最為發達的美歐國家群，其醫學主流技術，仍然處在大量的傳統基礎病難關尚不能攻克的階段。對病毒現象的基礎性研究，人類各個國家也尚未投入大量的財力人力進行大規模研究發現，還基本處于一種不自覺狀態。些許的自覺，卻又是歷史反向——對病毒武器的秘密開發——不是消滅病毒，而是傳播病毒。

如此基本狀況，面對驟然降臨的新型病毒，大多數國家是手足無措的。在醫療領域整體水準較低的狀況下，再加上各國不同程度的醫療資源短缺、社會醫療福利制度的覆蓋性有限等等缺陷，人類世界抵御瘟疫的有效手段，還處于尚未產生跨越性突破的落后時期。

對本次世界瘟疫大流行，各國科學界目前所表述的主流看法是：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新病毒，其攻擊力之強，其傳播速度之快，其變異之不可捉摸，都是歷史未見的；對其內部構造的研究，各國也尚未獲得有效進展，確定有效的疫苗與治療藥劑，也還都在未知之中。

在疫情全球肆虐之際，一種“陰謀論”的說法也廣為流傳。基礎原因是，世界還隱藏著一個有待歷史揭開的秘密——根據公開數據，世界霸權大國已經有高達600余所生化武器研發機構，其真實情況從不為世人所知。這是人類文明在較高發展階段的一則悲劇——非理性的自我傷害效應。毋庸諱言，當今世界尚存在著反人類的罪惡基因。反人類罪，在我們的時代無疑還是一種客觀存在。

5月27日在美國紐約一處墓園外拍攝的新冠逝者悼念墻。新華社發（郭克攝）

在這樣的基礎意義上，審視這場空前的歷史性劫難，可以說，如此超大規模的疫情災難，發生在當今時代，幾乎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因為，正是我們自己的以超大城市群為軸心的生存方式，向病毒提供了最為堅實的傳播條件；正是人類醫學技術尚處于攻克基礎病的落后時期，給新病毒的突然出現與快速升級，以及大規模傳播并帶來難以抵御的歷史性災難，形成了既定的社會條件。

更深刻地看，它則是大自然客體世界以破壞性實驗的方式，向人類文明提出的歷史性挑戰。這一挑戰，以已經發生的歷史實踐，宣告了大自然對人類文明生命力的基本評估——人類高度發展的城市文明遠非盡善盡美，集約性與高密度居住的生存方式，遠非人類自身所想象的那樣風華繁盛而堅不可摧；人類正在發展的科學技術與醫學技術，更遠非盡善盡美；它既無法抵御一種新型病毒，又完全可能成為打開潘多拉魔盒的罪惡之手。

病毒已經通過嚴酷的歷史實踐告訴我們，人類的現行生存方式還是脆弱的，還是有著巨大的歷史缺陷的，還是有待于更為深刻的全面演進的。總體說，人類的生命力依然是脆弱的，人類生命科學還遠遠沒有為自己構筑起有效保護自然生命的強大長城，人類文明尚有極大的與大自然融合發展的歷史空間，生命科學還有著極大的發展余地。

人類文明的發展，永遠不會終結于某一個節點。

二、國家文明發展的正向邏輯鏈已經被熔斷

以抗疫為節點，當今時代已經顯現出深刻的文明危機。

這個已經成為現實的危機，是國家文明的歷史正向邏輯鏈，已經被美國霸權非理性不合作的國家行為著意熔斷。依據國家文明發展的正向邏輯，這次瘟疫災難挑戰提出的核心問題很清楚——作為地球文明基礎的人類生存方式，究竟應該如何繼續向前發展，才能與大自然高度融合，從而克服人類面臨的生存危機？若沿著尊重大自然挑戰的正向邏輯向前，地球國家群無疑應該擱置分歧，合作抗疫。果能如此，人類文明無疑會有一個可以預期的跨越式新發展。

至少，如同中國國家元首習近平提出的“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的世界性共識，是應該達成的。果真達成了這樣的國家群共識，世界各國努力協同，必然能全力以赴控制疫情；在外部全力阻斷的大環境下，美國自身的疫情也不會洪水猛獸般持續爆發。

其次，地球國家群以聯合國為歷史平臺，共同授權世界衛生組織組成公平公正的世界醫療科學調查機構，對每一個科學技術大國展開公開深入的調查，澄清病毒“人工制造”的疑云；并在嚴格的技術意義上確定世界所有國家進行病毒研究的規范與核查標準，以徹底消除人工制造病毒的隱患。

再次，各國攜手合作，尋求更為健康的人類社會的生存方式與居住方式。果能如此，飛翔的人類文明無疑將早早進入宇宙，邁向一個新的欣欣向榮的浩大格局。

遺憾的是，這一歷史正向邏輯未能成立。

面對新型病毒災難的沖擊，地球國家群陷入了不可思議的混亂。以美國為軸心的資本主義國家群的失措無序，造成了全世界合作抗疫缺乏有效的結構支撐點。傲慢的美國，對承受瘟疫災難第一沖擊波的中國幸災樂禍，落井下石，拒絕合作抗疫。繼而，美國又被大規模疫情覆蓋，淪入難以收拾的大混亂局面，陷入了國家政策在價值觀排序方面的嚴重倒退，導致世界諸多國家因抗疫缺失序而陷入了深刻的社會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人類面對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全面絞殺，蘇美英中法等同盟國家群表現出了超越意識形態的歷史道義制高點；同時，各個國家領袖層與人民群體，皆以無與倫比的合作精神與犧牲精神，與世界法西斯主義進行絕不妥協的奮爭。與那個時期相比，當下美歐國家決策層的訴諸分歧、拒絕合作，并堅持非理性對抗的國家行為，是嚴重的文明倒退與價值觀失序；與美歐國家在二戰期間的歷史距離，實在是太大了。

面對空前的瘟疫災難，美國政府在實際上奉行了幾乎是蒙昧主義的“群體免疫”或“自然免疫”的生物叢林法則，以人類無抵抗的大規模生命死亡為代價，意圖在保住經濟發展的條件下度過這次歷史劫難。如此欺世國策，竟被某些西方輿論視為有效的順從自然法則的主張，當真匪夷所思也。

誠能如此，人類選擇國家作為生存平臺的意義何在？

若要“自然免疫”，何如原始社會痛快純粹？

任何有良知的政治家，都應該明白一個基本道理，都應該有一種最基本的操守：當空前規模的瘟疫劫難來臨時，國家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用好國家擁有的強大管控能力，首先保住本國人民的生命權，將國民死亡數量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后再圖發展權。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權體系全力以赴地履行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即或最后在不可抗力面前遭遇了與“群體免疫”相同的慘烈客觀后果，這個國家政權也是神圣而光榮的。因為，經過努力奮爭，實際已經重塑了國民精神，已經將人類文明的偉大，銘刻播種在歷史土壤之中，對國家與民族未來發展的意義是無比深遠的。與死亡數量似乎相同的“群體免疫”的頹廢后果相比，國家主動抗疫的高遠價值，是不言自明的。

這樣的國家，即或沒有達到預期的抗疫效果，決策階層也可以驕傲地自豪地說，我們與我們的人民一起努力了，我們沒有放棄抵抗，沒有聽任社會的崩潰。也就是說，既敢于作出最頑強的抵抗，又敢于正視最慘烈的終局代價，這才是真正的國家級政治領袖。

遺憾得是，這樣的國家太少，幾乎只有中國獨立中流。

疫情發作以來，作為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軸心的美國，以繼續維持世界霸權為第一急務，將抗疫作為打擊中國與他國的政治殺傷手段，力圖以抗疫為大國對抗的即時突破口，成了美國事實上的非理性國策。最極端的經濟殺傷謀劃，是美國發動并鼓動西方國家一起鼓噪的拒絕償還中國持有的10000余億美元的國債，并威脅要啟動對中國的賠償訴訟。這種極端化的方式，這一極度膨脹的野心，在6000余年的國家文明歷史上都是空前的，甚或也可能是絕后的。因為，在商品經濟伴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一個國家竟然企圖通過國家訛詐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非法利益，實在是將自己自動除籍于人類秩序之外。這樣的國家，即或是最黑暗的歐洲中世紀，也絕然沒有過，之后只怕也沒有哪個國家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

這一事實，預示著美國將有一個歷史性的墮落。

美國的驚慌失措，美國的抵抗乏力，美國的接連退群，美國的種族歧視痼疾再度爆發，美國的重啟核試驗宣示等等。凡此種種反復疊加的社會動蕩與種種非理性表演，都是美國文明底層本質的全面彌散，都是熔斷人類文明發展正向邏輯鏈的非理性國家行為。

歷史實踐證明，美國在人類歷經最大的共同劫難的時刻，一力熔斷了文明發展正向歷史邏輯鏈的最主要節點——世界發達國家群的國家理性；其必然結果，是當代地球國家群基本秩序的主要矛盾方面，開始了不可思議的歷史倒退。

由此，美國將整個地球國家群正在拖入一個脫離歷史正向發展邏輯鏈的危險方向。一個軍備最強大、科技最發達的霸權國家，陷入了非理性狀態的存在。這一現實，對整個世界國家群都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警訊。地球上的所有國家，都將被拖入一個空前的非理性對抗的時代。人類本可以共抗瘟疫劫難的光榮戰役，很可能將演變成一場空前的歷史大危機，滑向非理性的盲目對抗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