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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候任議員重新宣誓問題在香港法上存在爭議，立法會和特區政府有不同理解，高等法院亦審慎開展司法復核。在香港地方司法裁判懸而未決之際，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了關于基本法第一〇四條的釋法，明確了“依法宣誓”的法律屬性、構成要件與法律后果。根據香港法律界的一般理解，這些釋法內容應由香港法官做出，即便需要人大釋法也應當由終審法院提請。人大主動釋法被指責為破壞香港司法獨立與法治。

全國人大討論基本法第一〇四條

香港司法與香港社會以“不信任推定”評價人大釋法，盡最大限度回避人大釋法，背后的法理預設是人大不是香港法治的內在構成性因素，人大釋法與香港法治原則沖突。這種過分本地主義化的司法觀以一種特定的香港普通法法理學為支撐，長期以來支配和塑造著香港法律界和香港社會的法治意識形態，長期忽視中央管治香港的合法權力以及中央反“港獨”的國家利益需求。本次釋法以主動行為展現，有望凸顯中央依法治港的新常態，而香港司法與香港社會需要逐步適應這一新常態。

釋法的具體方案不僅僅對待決的梁游宣誓案件構成直接的司法指引，而且連帶解決了“愛國愛港”標準的法定化、選舉確認書及選舉呈請的法律準據、無效宣誓的法定情形以及虛假宣誓和宣誓后違誓行為的法律責任問題，使得香港有關管治機構能夠在更加清晰的基本法原意和解釋基準指導與約束下，對香港有關法例做出合乎基本法的正確解釋和適用。

釋法亦給香港地方司法預留了較大的解釋與適用空間，但香港司法如何具體援引及適用人大釋法仍存在不確定性，因為此次主動釋法對香港司法傳統與習慣帶來較大的適應性挑戰，同時將法官推到香港社會和輿論的風口浪尖。香港司法如何展現其兼顧與平衡的司法智慧，在人大釋法與司法獨立之間尋求妥當的法理連接與轉化方案，也是香港法治權威更新再造的關鍵。

主動釋法是主動擔責

反對派并不一概反對人大釋法，而是反對人大主動釋法，這是對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的曲解以及對人大既往釋法習慣的經驗性依賴。根據基本法第一五八條，該法解釋權歸屬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時授權給香港法院，而雙方在釋法上有著基本分工，即中央負責非自治條款釋法，而香港法院負責自治條款釋法。

這一分工不是嚴格的分權，而是授權下的合作機制，需要完整準確地加以理解：其一，授權本身并不導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喪失一般解釋權，也不喪失對自治條款的解釋權，只是信任并尊重香港法院優先解釋自治條款，人大釋法權仍然是完整覆蓋整體基本法的；其二，香港法院也可根據案件審理情況解釋非自治條款，但是在涉及對終審結果的實質性影響時應當提請人大釋法。這里存在一種“信任推定”，即立法者相信香港法官能夠完整準確理解和解釋基本法，以及在需要提請時啟動提請。

然而，這里來自立法者的單向度的信任推定，在一九九九年居港權案以及后來的一系列案件中遭到否證，以至于中央通過憲法慣例方式確立了終審法院提請之外的兩種釋法機制：一是主動釋法；二是特首提請國務院轉呈釋法。香港終審法院在劉港榕案中確認了完整而權威的人大釋法權，而此后的釋法實踐亦確立了終審法院提請程式之外的替代性程式之合法性。主動釋法因此不僅具有直接的基本法依據，也具有憲法慣例的支持。

那么，即便是三軌制的釋法程式，中央為何選擇主動釋法而不是等待特首提請或終審法院提請呢？釋法的必要性是有共識的，但以何種形式開展具體釋法，有一定認識上和政治判斷上的不同意見。中央最終選擇了直接的主動釋法模式，主要考慮在于“港獨”問題的嚴重性以及立法會陷入憲制性危機的特殊情勢。如果是其他一般性議題，相信中央仍會等待，但宣誓所涉“港獨”候任議員問題以及香港管治危機，不容曠日持久地消耗乃至于最終面臨更為被動的管治局面。

這里又出現了所謂的中央“守前門”還是“守尾門”的問題。如果是等待終審法院提請或者最終不被提請而被迫啟動主動釋法，就是“守尾門”，但那會陷入更大的憲制性危機。此次主動釋法是“守前門”，讓全部反對壓力提前聚焦和釋放，從而為后續管治贏得相對寬松的空間。法律人一般難以準確判斷出政治行為時機的最佳點，但政治家具有此種優勢。主動釋法顯然是一種權衡多種方案與通盤利害之后的政治決斷，我們不宜簡單評斷其功過得失。概言之，主動釋法是中央主動承擔維護“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憲制性責任，客觀上也是對特區政府和香港法院依法運作的積極支持。

從釋法內容來看，對“依法宣誓”條款進行了合乎法理及技術可靠的解釋。具體而言，這次釋法有如下內容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