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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八二憲法”此后又經過了多次修正，很多內容都與改革開放相關。您如何看待憲法在改革開放時期，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的作用？

田雷教授：這是個大問題，而且怎么回答這個問題，同我們當下仍息息相關。我們知道，“八二憲法”在去年初經歷了自實施以來的第五次修改，也是在這次修憲過程中，前四次的修憲及其基本內容又一次得到“普法”宣傳，廣為人知。

可以說，“八二憲法”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面臨著文本的穩定和實踐的變動之間的緊張——推而廣之，這是成文法典都要面對的一種“矛盾”，只不過是我國改革開放時代的憲法修改構成了一個絕佳的研究案例，而在現實政治中，任何一種政治秩序的形成，尤其是在成文憲法出現后，一個關鍵的任務就在于要找到根本法（“不變”）和政治（“變”）之間的平衡，對于我們來說，“八二憲法”在過去四十年是如何實現這種平衡的，是憲法學研究的時代課題，進入新時代，則讓我們獲得了一個新的觀察點，也讓基于歷史經驗的理論化思考成為可能。

圖片來源：搜狐

上世紀90年代中，“良性違憲”這個概念曾在憲法學界掀起風波，回頭去看，參與的論文按目前的學術規范而言完成度都談不上很高，但這個概念的提出，卻顯現出中國憲法學者雖樸素但真切的困惑，那是在西方憲法學說尚未大規?！叭肭帧蔽覀兊念^腦之前，是一個被現實實踐逼問出的概念！所謂“良性違憲”，就是觀察者發現，我國有很多在實踐中被檢驗為行之有效的改革，追究到憲法上卻有違憲之嫌，為什么“違憲”卻是良性的？按當年的討論所言，這些措施雖然違反了憲法的文字，卻契合了“八二憲法”這部改革憲法的精神，是符合鄧小平南方談話中的“三個有利于”的。

進入新世紀后，很多憲法學的討論以不同方式回應了“良性違憲”的問題，由此也反映出這個概念及其附隨問題的生命力。若是緊扣你的問題，那么最相關的就是貫穿在“八二憲法”前四次修改中的修憲方針，如果對歷次修憲中權威人士的意見做一提煉歸納，那么修憲之道幾乎是一以貫之的，大致就是（1）可改可不改的不改，也即修改限于“非改不可的”或者“必須修改的”；（2）有爭議的問題不改，也即修改要求是“實踐證明是成熟的”。

這中間當然還有很多重大問題值得拿出來討論，但可以看到，這是一種極其節制和審慎的修憲方針，背后也隱藏著一種堪稱中國特色的憲法運轉機制。也許可以這么說，我國憲法在政治生活中怎么發揮作用，大概不是非要“司法化”才能長出牙齒——這曾是憲法學界的主流觀點，在過去四十年，它擔當著改革在摸著石頭過河之時的政治框架和界限，是存在于不斷在變的政治之前、之上的那個“不變”。在此意義上，如前所述，憲法的作用恰恰是“尋常看不見”的，同時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如果說有什么憲法經驗，可能也恰恰在于這個“尋?？床灰姟薄７叛劭词澜?，就我個人的觀察，動輒就拿憲法來說事，除了美國之外，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并不是在真心實意搞法治，很多時候只是在折騰。

觀察者網：輿論場里有些人曾經糾結于所謂“合法性”問題，您認為這種思潮是在什么背景下興起，又在什么背景下消退的？新中國真正的合法性來自于哪里？

田雷教授：從理論的邏輯上說，追問憲法的“合法性”，非要給一個國家的建國憲法開出一個合法的準生證，這只能說是緣木求魚，醉翁之意不在酒。道理很簡單，我們只能問普通法律的合憲性，也即是否“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而沒有追究憲法之“合法性”的道理。憲法之前和之上不可能再有實定法了，也因此，不可能有建國憲法還要基于更早或更高的法律，也不可能有依法制憲的道理。真正回答這個問題，涉及到制憲權的思辨，簡單地說，憲法就其形成而言一定是某種政治意志在某個時刻以某種方式的表達，它的正當性不可能追溯到“合法”，社會主義憲法一條基本原理，就是憲法是母法，企圖用“合法性”來顛覆既定憲法，也就顛倒了母法和子法的天然關系。

記得有段時間，“八二憲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曾在學術界掀起不小的波瀾。平心靜氣，這原本不是什么難題，序言既然是憲法的一部分，那么它當然就有憲法所有的全部效力。但現在這個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竟然成了問題，而且聚訟紛紜，只能說明提問者“用心良苦”。在我看來，“八二憲法”，如果非要追問其“合法性”，那就存在于它的序言之中，你所說的“新中國真正的合法性”，如果從憲法意義上說，也要在序言中找答案。

觀察者網：中國的憲法、憲制是否體現了一種獨特的政治文明？中國在法制現代化過程中，也從其他國家那里汲取了營養，那么中國的政治文明對于其他國家來說，又會有怎樣的啟示？

田雷教授：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不可否認，憲法學界曾經缺乏制度和道路的自信，千方百計到西方，比如美國或德國，尋找先進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我們自己的憲法，這段學術史我們都見證過，也經歷過，但現在可以說是“前塵往事成云煙，消散在彼此眼前”了。想一想，一部憲法，在五次修改后即將進入它的“不惑之年”，這些年來，十多億人口投身于一場被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大業，整個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要是說這種憲制沒有一種自身的政治文明作為支撐，事到如今就只能說是閉目塞聽了。但到底應當如何表述中國憲制“獨特的政治文明”，也不是我在這里可以回答的，現在圍繞這個問題已經出現并積累了一些研究，但這顯然還只是開始，關鍵仍在于政治的論斷和歷史的檢驗。

關于中國特色和西方經驗以及普世論之間，我們大可不必從一個極端急速擺到另一個極端。過去我們看西方，學者經常會帶著一副求異的眼鏡，你看西方月亮又大又圓，所以我們要用西方所有的去改造我們自己，那么現在，在比較中國和他國經驗時，更重要也是更迫切的在于“求同”，要形成新的世界觀去表述這種“同”。在此意義上，我們需要又一次重新睜開研究，去看世界各國的憲制歷史和經驗，同四十年前一樣，學者又一次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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