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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國讀法學院時，曾在一門課上交過一篇論文，我在論文里造了一個詞“trans-provincial muckraking”，“muckraking”的意思是耙糞，揭黑，新聞調(diào)查監(jiān)督，但重要的是“trans-provincial”，我是想通過這個概念告訴當時的美國學者，你們說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但我們事實上有，我們有一種比較獨特的“跨省監(jiān)督”，而互聯(lián)網(wǎng)事實上改變了我們之前以地方為壁壘的信息傳播機制，這對中國其后的社會發(fā)展來說是極重要的事。

第三，茍晶在1997年初次高考，這么說來，她大概出生在1978年前后，那個時代的小鎮(zhèn)或縣城青年是種什么狀態(tài)，他們怎么理解外面的世界、生活的未來，我覺得這是法學者也不能完全忽視的一個問題，也就是說，理解茍晶及其所代表的一代學生，更具體地是來自農(nóng)村地區(qū)的比較貧寒的女生，是一個法學問題。我大致看了一下茍晶的情況，六神磊磊有個分析，很有啟發(fā)，也就是茍晶是被選出來的，根據(jù)是她是個老實人，不會反咬，因此作惡者會更安全。

如此的角色描繪，讓我想起了“秋菊”，“秋菊”早已成為一個法學界分析的經(jīng)典文本，但茍晶顯然不是秋菊，從現(xiàn)在能看到的事實來說，她沒有秋菊那股子勁，學習很努力，想要通過高考改變命運，但命運真降臨時，或者說當她發(fā)現(xiàn)命運真相時，她也不爭，無訟。某種意義上，“茍晶”，也是一個經(jīng)典的文本，甚至可能更有代表性，在她這種類型下覆蓋著更多的個人，生活在上世紀90年代的、出身普通乃至比較貧寒的農(nóng)村女孩子。我們往往認為，曾經(jīng)一段時間，中國社會保持著比較高度的流動性，高考的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只是這個流動性，近年來開始慢慢在閉合。

前幾年有本翻譯出版的美國著作《我們的孩子》，很多同齡人讀完后都覺得心有戚戚，心底慶幸自己趕上了一個可以通過學習/考試改變命運的年代，但“茍晶”們的存在讓我有所反思，這在何種程度上是我們的一種幸存者或成功者偏差，只是我們走了出來，包括沒有碰上或被選中成為那個備胎。無論如何，現(xiàn)實中的茍晶撞上的是一個極小概率的事件，但背后是否還是有很多結(jié)構(gòu)性的問題，比如說，我回憶起來，作為一個90年代蘇北縣城的一個中學生，至少在我的初中時代，沒少見有些女同學某個學期開學后就沒有再出現(xiàn)，也在自己初三那年班上突然來了幾個據(jù)說是要考中專的復讀女生，她們的成績高于我們，只是沒有走上高中這條路，她們都去哪兒了，當家庭出生的貧富以及父母受教育并沒有成為一種顯著因素的年代，是不是性別扮演著某種篩選機制，這公平嗎，又有多么普遍，這不是我能回答的問題，但這構(gòu)成了思考中國法治變革的社會背景。

《我們的孩子：危機中的美國夢》

[美] 羅伯特?帕特南/著 田雷 宋昕/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版

第四，法學研究者應當真正關注社會事實，包括在案件中所呈現(xiàn)的極細致的事實，尤其是在面對這種直擊正義感之最底線的事件爭議中，我們越要冷靜下來，不輕易下道德判斷，論是非在這個自媒體時代是非常廉價的，也不應該是我們學者所做的。

談到這里，我還是要說自己非常喜歡讀蘇力多年前的一篇文章，是他對2002年夏天發(fā)生在陜西延安某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的夫妻看黃碟案的分析，大背景當然是幾乎所有的法學者都義憤填膺，警察所代表的國家公權(quán)力怎么猖狂到這種地步，要干預夫妻臥室里的那些事，但蘇力卻冷靜細致地唱了一個反調(diào)——我不是說完全認同蘇力的觀點，但其中有些事實，比如當警察接到報案時就意味著看黃碟的行為已經(jīng)影響到他人，顯然被大多數(shù)法學家無視了。

到目前為止，茍晶這個事件的事實并不復雜，看起來很清楚——當然，不排除反轉(zhuǎn)的可能，在當前這個社交媒體的時代，事實有時候總是一波接著一波地到來，冒名頂替如果坐實，那相關人員都要面對黨紀國法的懲處，這也正是部門法同事們所討論的問題。但作為茍晶的大致同齡人，至少我和她一樣參加了1998年的高考，當冒名頂替事件成為熱議后，我也打開自己的記憶閥門，在高考中的舞弊絕非只有這種惡性的冒名頂替，我們那時候能聽說，有種操作是讓成績拔尖的高二學生代替高三學生考試，上了考場，準考證上是被代考者高三學生的名字，但照片是代考者的照片，也有操作是已經(jīng)考入大學的回來代考，操作類似，這都是我們當年曾聽說過的。那時大概還流行著一種協(xié)議頂替，起因也許是考生對自己的成績不滿，他原本應當考取更好的大學，所以他可以復讀，然后把自己今年的名額賣給另一位高三生。以上所述，都是我個人還能記得的曾經(jīng)歷的事情，放在一代人中間，都是極小概率的事件，但希望借此說明，我們必須高度關心事件所呈現(xiàn)出來的事實，尤其對法律人來說更是如此。

第五，以中國人口之多，每年某個省高考人數(shù)已經(jīng)是一個很龐大的基數(shù)，故而即便是小概率事件，可能所影響以及波及的人口和家庭就會是一個非常大的數(shù)字。在此意義上，在法律的天平上，是否存在什么社會性的考慮，要同個案正義之間有所平衡，恐怕也不是一個偽問題。被偷走的人生無法回來，侵權(quán)法以及刑法的救濟也不可能恢復原狀。“歷史遺留問題”，恐怕恰恰不是法律形式主義的思考就能解決的，也不是簡單一句“恢復原狀”就能實現(xiàn)正義的，仔細思考，到底什么是“原狀”，被奪走的到底又是什么，誰是案件爭議的相關方……這些法治問題的解答最終都要求我們超越法律，至少是超越法條。某種意義上，茍晶事件以及更多的冒名頂替案件，對中國法制的意義，不在于我們當下給出解決問題的方案，而在于通過這些事件重返“九十年代”，從中發(fā)現(xiàn)某個在主流法學中被隱藏起來的角落。在此意義上，我們的研討未必全都要抓眼球，某種方法要求我們讓子彈飛會，等它凝固成型后，我們再來。

說到這里，似乎顯得我對“九十年代”有一種價值上的批評，似乎那個歷史時期因為種種原因存在很多社會陰暗面，曾經(jīng)一度它們被視而不見，而現(xiàn)如今則一一被翻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給你們這個印象，那大概是因為今天所討論的是冒名頂替事件，我們是經(jīng)由這些呈現(xiàn)出來的惡劣事實來進入“九十年代”。嚴格說，我認為，“九十年代”的歷史問題不是學者可以下論斷的，我們可以討論，可以有個人態(tài)度，但關鍵在于我們應當通過自己的研究去記取其中的某個階段、領域、或人群，沒有人可以擁有全能全知的視角，更不必說我在這里通過對社會熱點的一知半解來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非要我說，在我看來，“九十年代”是一個生機勃勃、也野蠻生長的年代，那個時候，大部分人頭腦中都相信某些今天看上去的天方夜譚，因此它也埋藏著很多惡的因素，但問題在于，每次記憶起那個階段，我總覺得身體里有些東西被喚起，就好像我現(xiàn)在讀雙雪濤的小說，我當年的生活，完全不是東北沈陽鐵西區(qū)的艷粉街的場景，但讀到小說里的很多描寫，我依然我覺得很熟悉。更何況，非要說起剝削、壓制、凌霸、欺騙、侮辱這些“隱藏的角落”，哪個時代又沒有呢？

寫于2020年7月3號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