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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翻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趙丁琪 】

一、跨越多瑙河：從資本主義世界到社會主義陣營

○（趙丁琪，下同）格羅斯曼先生，您好！從小在美國長大的您，為何會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后，您在美國從事了哪些進步運動？

●（維克多·格羅斯曼，下同）1928年，我出生于紐約——一個左翼時代的左翼城市，并成長在痛苦、饑餓的大蕭條年代。當時，共產主義工會和左翼組織對資產階級進行猛烈反擊，形成了強大的勞工運動，爭取到了失業保險、養老金、有限的工作周和加入工會的權利，極大地影響了美國的社會生活和文化。共產黨人也領導了反對種族主義壓迫和為黑人-白人團結而努力的早期斗爭。所有這些運動以及我的左翼父母——都讓我成長為一個所謂的“紅尿布嬰兒”。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還就讀于高中的我加入了青年共產黨聯盟，17歲時我在哈佛大學加入了共產黨。1945年戰爭結束時，由于年齡還差幾個月，所以我沒有參軍。我們的小團體（高峰期有30個成員）雖然帶有一些秘密性，但非?；钴S。我們抗議一家學生酒吧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并反對波士頓一家百貨公司“只雇傭白人”的行為。我們反對美國支持西班牙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法西斯政府的做法，并反對杜魯門政府在冷戰初期企圖利用核武器壟斷來控制世界以及破壞工會運動戰斗性的行徑。

在1948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我們加入了一個以和平為主要目標的新進步黨的運動，支持前副總統亨利·阿加德·華萊士（Henry Agard Wallace）。然而，事實證明，美國的右翼勢力過于強大，已經完全控制了美國內外政策。但我們的小團體，包括哈佛一些最優秀的學生，一直堅持活動，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戰略，并與左翼歌手皮特·西格（Pete Seeger）、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等人組織音樂會。我們也時刻關注著中國的解放戰爭，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每一次勝利感到高興。

1949年，我們當中大約有十個人拿到文憑。在波士頓的共產黨書記問我們，盡管有著名的哈佛大學的文憑，還是否愿意去工廠當工人，進而從腐敗的右翼分子手中拯救勞工運動。我和另外兩個同志同意了，我在布法羅的一家冶金工廠成為一名低薪工人，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布法羅生活的日子里，雖然由于政治環境的嚴酷我能夠做的事情很少，但我了解了很多白人同事的思想和生活，以及黑人聚居區的殘酷和危險：到處都是失業的人口、破敗的住房、泛濫的毒品以及警察的暴力。我后來也了解到，FBI（美國聯邦調查局）正在密切監視我在布法羅（甚至在哈佛大學期間）的一言一行。

維克多·格羅斯曼 圖自哈佛大學網站

○在20世紀50年代初，您為什么冒著風險逃離美國軍隊去東德生活？

●1950年6月，朝鮮戰爭開始了，反共的歇斯底里和仇恨情緒急劇高漲。經過五年的休假后，年輕的美國人將再次被選中，穿上軍裝被送往海外。我將不再學習如何推一車銅卷或從起重機上卸下鋼板，而是學習如何敬禮、行進，如何裝彈、瞄準和射擊。1951年1月，我辭掉了工作，奉命回到紐約報到。我面臨著兩個主要問題：我怎么能向朝鮮或中國士兵開槍呢？我怎樣才能避免這樣做呢？

但一個更直接的問題是，我是否應該簽署一份要求所有士兵簽署的聲明，即“我不是而且也從來不曾是任何共產主義組織或與共產主義相關的組織的成員”？我曾經參加過十幾個共產主義組織，包括西班牙難民救濟基金（Spanish Refugee Relief Fund）、南方黑人青年大會（Southern Negro Youth Congress）、薩姆·亞當斯馬克思主義學校（Sam Adams School on Marxism）、美國共產黨及其青年組織。

根據1950年的《麥卡錫法案》，我應該向警察坦白我參加過的這些組織。如果不遵守規定，那么就會被判處最高五年的監禁，外加一萬美元的罰款!當然，我和其他同志沒有人遵守這種荒唐的規定。1965年，這一法案被裁定違憲，但當時是1951年!我簽署了聲明，隱瞞了可怕的真相，希望在我服役的兩年期間沒有人會核查。

訓練完成后，我們被分成兩組，其中一組被派往朝鮮作戰。非常幸運的是，我被派往西德巴伐利亞的美國駐軍中。作為一名報務員，我參加了為期三個月的培訓來學習摩爾斯電碼。這使我可以在周末去許多有趣的城市旅行：慕尼黑、漢堡、紐倫堡。我去意大利休假了十天，在那里沒有穿制服，我參加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者的聯合游行和慶?；顒?。他們在那些日子里仍然團結起來，在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五一勞動節慶祝活動中游行和歌唱。

但不久之后，在我的服役時間只剩五個月的時候，我的世界完全逆轉了。我收到了一封來自位于華盛頓的美國陸軍法律辦公室的掛號信，上面提到了我參加過的但沒有報告的七個組織。六天后，我被命令向紐倫堡的一名美國軍事法官報到。我知道隱瞞這些事情的懲罰——可能要在軍事監獄里待上五年：在那些歇斯底里的日子里，我甚至可能要面臨生命危險。我當然不想放棄——也許是永遠放棄——我的祖國，以及為使它變得更好更和平而進行的斗爭，但我絕對不想進入鋼鐵般的軍事監獄。

因此，我決定離開美國，或者，在我看來，我選擇了自由!我在這個地方作出這個選擇是不尋常的。1952年，美國和蘇聯在奧地利占領區的分界線在林茨市，多瑙河貫穿城市。我在那里把鞋子、夾克和新相機扔進湍急的水中后，從一個世界游到了另一個世界。

在花了幾個小時尋找紅軍掩體、坦克或其他“鐵幕”的防御工事后，我被奧地利警察接走，按照我的要求被帶到當地的蘇軍指揮所。第二天，我在奧地利蘇軍總部的一間牢房里住了兩個星期——有足夠的時間讓我思考我的命運會怎樣。但后來我得到了一套全新的衣服，向北穿過捷克斯洛伐克來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在那里我得到了一個新名字——維克多·格羅斯曼。

1952年的選舉日，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當選美國總統的那天，我在薩克森的一個中等城鎮開始了我全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