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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多邊框架除了我們剛才談到的WTO和CPTPP，還有RCEP等等。

王輝耀：

是的，實際上CPTPP里面就有東盟國家，也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智利和日本等，他們其實都不同程度歡迎中國加入，沒有國家要反對中國加入，他們可能是擔心特朗普政府不高興。

我最近跟美國美國亞洲協會副會長溫迪·卡特勒（Wendy Cutler）交流，她原先就是美國TPP的首席談判代表，她跟我說過很多次，當時制定TPP框架協議的時候，中國離這個標準差距比較大，所以就沒有把中國納入進來，但原來整個TPP設計不是要遏制、防范中國的。

今天早上出席CCG論壇的夏尊恩（Tim Stratford）曾經是美國助理貿易談判代表，也對我說他們美國貿易委員會當年開會討論美國要不要加入TPP的時候，他就在現場，當年是文萊、新加坡、智利等幾個小國覺得他們去談FTA力量太小，干脆抱團搞個圈子去跟人家談，后來才引來美國的興趣，其他國家也感興趣了。當時他們的初衷只是想制定一個高標準的自貿協議，而當時他們覺得中國還沒達到很多WTO的標準，所以中國暫時進不來，并不是說這個框架是專門設計用來針對中國的。

記者：

所以RCEP和CPTPP兩個圈子不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外界曾有一些解讀說，美國重返亞太，拉起一個TPP圈子，而中國拉一個RCEP圈子，雙方較勁。

王輝耀：

至少美國官員跟我交流的時候，他們不是這么說的。最近美國前代理貿易代表溫迪·卡特勒也采訪了我，她發表的一些文章描繪TPP的愿景：如果中國作為一個最大貿易國能夠加入TPP，那么全球貿易將會得到大的提升。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有推進的可能性。李克強總理也曾經對日本記者表態，對加入CPTPP持開放積極的態度。我們也見了很多大使，他們都對此表示支持。

相比起來， RCEP仍然是側重于傳統的貨物貿易關稅，當然也是很大的進步，而CPTPP則包括了服務貿易，數據流動等等領域，標準更高。

中國與全球化論壇大使圓桌會

記者：

最新的消息是RCEP已經成功簽署，您對此有什么評論？

王輝耀：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減少了中國加入CPTPP的一個障礙，因為原先國內有一種聲音說中國連RCEP都沒有加入，加入更高標準的CPTPP就遙遙無期。現在我們完成了RCEP的談判，就可以向更高的標準邁進。

實際上要加入CPTPP不是那么簡單的一個過程，現在我們簽署的RCEP都談判了七八年，如果CPTPP能夠在拜登的任期開始之際啟動談判，在他4年任期結束的時候，中國能夠加入進去就很不錯了。

我覺得加入RCEP的象征意義還是很大的，說明我們拿出了愿意加入多邊框架的積極姿態，這是非常有積極意義的。

記者：

RCEP主要側重于太平洋西岸，那么下一步把東岸也帶進來，就是CPTPP，能這么看嗎？

王輝耀：

是的，RCEP整合了很多東盟國家，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智利，美國等等，就是一個環太平洋的框架，但就像我前面講的，跟WTO的164個國家比起來，它的范圍還是比較小的，十幾二十個國家，談起來貿易改革比較容易。

除此之外，我覺得中歐投資協定應該盡快簽署。我們現在正在形成一個全球化2.0版的新“三國演義”，拜登上臺對我們來說還是未知數，但是他一定會爭取歐盟作為同盟，歐盟也是中國最大貿易合作伙伴之一，如果我們不和歐盟搞好關系，對中國十分不利。

記者：

但是歐盟方面在自己沒有控制住疫情的情況下，現在主張中國打開邊境，對我們控制疫情的努力來說，這似乎是比較難接受的一種要求？這是不是需要靠您剛才提到的疫苗峰會來協調？

王輝耀：

如果馬上開放邊境，確實對疫情防控不太好，同時我們也應該探索怎樣在疫情環境下去跟外界交流。

在疫苗出來之后，我覺得我們是可以適當開放的，比如有限開放簽證等等。現在某些高端人才，跨國公司高管回不來，其實也影響中國經濟。我們抗擊疫情做的好，請別人來親身體驗，也是給中國加分的。

如果說中國完全關起門來，不讓人家進來，我覺得不太好。之前我們自己的同胞，華人、華僑、留學生都回不來。比如像我們的好多國際學校，基本都面臨著倒閉的危險，外教都回不來，家長都要退費，辦不下去了。還有美商會會長說他們有1萬名高管和家屬回不來，連包機都沒有，后來才增加了包機，逐漸又允許有中國工作簽證的人回來，但現在訪問簽證還沒開放。

我覺得應該探索一個既能確保控制疫情，又能保證經濟發展的最佳方案。要盡可能在科學允許的情況下，想辦法讓更多的人能夠回來。

另外就是我剛才建議的疫苗峰會，現在生產這些疫苗的廠家都集中在中國、美國、俄羅斯、法國、德國、英國、日本、印度、意大利和加拿大。當年的金融危機催生了G20，如今為了應對疫情危機，為什么不能召開一個G10峰會，建立一個機制呢？

我們并不一定要用對抗思維，西方拉一個G7的圈子，我們也可以提倡融合，增加中國，俄羅斯，印度加入一起解決問題，或者至少把這個多邊國際治理的新方案提出來，我估計歐盟可能贊成，其他國家也都不一定反對，美國可能反對，但如果拜登上臺能想得通也未可知， why not？

再加上拜登對氣候變化問題也特別重視，這個G10峰會既能協調抗疫，又能協調碳排放。因為6個最大的碳排放國都在里面，人口也占到全球的50%，如果G10開一個圓桌會形成一致，對世界會有巨大影響，這反過來又能對G20、聯合國和WTO的運行機制形成借鑒。

記者：

剛才我們提到的中美歐“新三國演義”，現在RCEP中的東盟已經超過歐洲和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另一方面，整個全球經濟環境，包括出口，確實還有下行的壓力。我們之前提出雙循環格局，你對此怎么看？

王輝耀：

原先一些中國企業只生產出口產品，現在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出口了，好多企業被迫要轉移一部分注意力到國內。另外一方面，中國消費能力已經也提升，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占到60%，我們的中等收入群體數量不斷擴大，已經達到4億人，中國的內循環自然需要提升，我們不能永遠都去滿足國外的出口市場，因為我們現在內需的原動力就很大。中國內生原動力提升的同時，又提升了對國際產品和服務對中國的供應能力。

改革開放40多年后，我們來到這樣一個新階段。

我把“雙循環”看成一個8字的兩個大圈，而不是一個大圈和一個小圈，這兩個圈都必須快速流通才能循環起來，或者可以看作自行車的雙輪驅動，兩個輪子缺一不可，否則不能行穩致遠。

中國的生產力大大增強，可以支撐更高水平的國內消費和國際消費；中國的消費能力也大大增強，可以消化更高水平的國內和國際生產。中國有了大規模的國際消費能力以后，反過來也可以提升國外對中國產品的消費能力，甚至提升人民幣的地位，這都是不矛盾的。否則如果只有國外單向消費中國產品，中國沒有國際消費的話，外國掙不到錢，也不會有能力可持續消費中國產品。所以如果要科學地去下定義的話，“雙循環”實際上是大8字兩個大圈的循環。

記者：

最后請您展望一下未來全球局勢新的發展方向。

王輝耀：

現在我們面臨一個巨大挑戰，就是在用20世紀的治理模式應對21世紀的發展現實。

比如說在20世紀跨國公司在全球興起，規模比很多國家都大，他們在全球范圍的運營收入并沒有反哺到所在國或任何地區的人民，比如國際上有很多稅務天堂集中了大量資本，美國最頂尖1%的人口差不多占有全國近50%的財富，當前的全球化使這批人獲益，使窮者更窮，華爾街里的富者更富，形成馬太效應。

這個最大的問題沒有解決，使中國成了替罪羊。比如中國出口一個蘋果手機賣1000美金，中國人可能只掙50美金，但中國出口貨物的標價就算在我們的FOB里，算成了貿易順差。 但實際上中國并沒有掙那么多。

全球經濟發展已經全球化，而治理模式仍然是本地化，這就是全球化遇到的最大挑戰。沒有一個世界治理機制，未來還會有矛盾。

尤其是在別人看來，中國很另類，又能控制好疫情，又是經濟發展一枝獨秀，我們現在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還好些，如果還天天強調“中國特色”，強調與眾不同，別人可能就聽不進去了，這就導致特朗普主義的持續產生，進一步加劇全球范圍內的各種民粹化傾向。

所以我們必須強調多邊主義框架，形成一個比如G10的共同治理模式，還有包括聯合國和WTO的改革，都要形成共識。當然現在要形成共識的話，比美國一家獨大的時候要難，那時候只需要它說大家聽。現在中國這么大，大象跑進瓷器店，不說話也不行，所以必須坐下來協商，積極主動，找出方案。

我覺得經過過去4年的折騰，唯一比較好的一點是讓大家意識到，我們原來還有這么多矛盾，甚至都可能為此打起來，現在我們是不是應該坐下來好好談一下，好好來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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