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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緝思、胡然、趙建偉】

過去幾周內，美國總統大選風云驟變，引發全球關注。早在春末夏初，各國就已經開始評估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宮的影響，以及現任總統喬·拜登（Joe Biden）連任可能帶來的變化。對許多國家而言，這兩種可能性預示著截然不同的地緣政治前景和未來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不同角色。

在7月13日至21日的短短九天內，特朗普險遭槍擊刺殺，而拜登突然宣布不再尋求連任。這兩起事件顛覆了共和、民主兩黨在美國總統競選中的局勢，加劇了美國未來政治走向的不確定性。許多國家看到兩種背道而馳的走向——如果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當選總統，她將延續拜登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如果特朗普及其競選搭檔J.D.·萬斯（J. D. Vance）贏得選舉，美國將走上更加孤立主義的道路。

然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情況有些不同。八年前，第一屆特朗普政府在對華關系上采取了更具對抗性的政策，讓許多中國觀察家深感疑惑。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不再將中國視為貿易伙伴、偶爾稱其為對手，而是開始將中國界定為“修正主義國家”、戰略競爭者，甚至是威脅。更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調門有所緩和，但實則強化了美國對華戰略轉向，甚至在一些問題上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遠。實際上，華盛頓政策圈似乎形成了跨黨派共識，認為現在必須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越來越多的分析人士也主張以冷戰的視角看待中美關系。

2023年5月26日，拜登和哈里斯穿過白宮西柱廊資料圖

在中國觀察家看來，美國的兩大政黨并未就中國問題和全球事務提出不同的政策方案，而是都采納了近年來美國對華強硬的政策方向，深刻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的影響。比兩黨對華立場更重要的，是美國國內對中國的不同層次的認知分析及其實際政策涵義。大多數中國觀察家不期待美國的對華政策會發生重大轉變，但他們在努力探究當前美國政策圈中的哪種思路最終可能成為主流。

迎合國內選民

由于中國的政治結構和輿論管理，很難準確了解中國領導層對美國國內的對華政策辯論作何感想和回應。盡管如此，我們仍可以大致了解中國人如何判斷當前美國對華政策辯論背后的驅動力。首先，一個國家的對外行為通常是其國內政治的直接反映。這種現象在美國尤其明顯，美國國內的重大辯論很容易擴展到外交事務。美國國內政治更是影響了華盛頓的對華政策制定。

因此，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口號和拜登的“中產階級外交”主張，都生動展示了美國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之間的緊密聯系。特朗普上臺后，美國高度極化的政治環境塑造了其對外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美國優先”原則主要是為了回應美國選民對全球化和移民問題的擔憂。政策結果是，特朗普政府提高了貿易壁壘，限制了移民，并減少了美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參與力度，把美國的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放在首位。

拜登政府也明確表示，其外交政策決定旨在符合國內選民的利益，普通美國人的福祉也與國際事務密切相關。因此，拜登的外交政策有與特朗普相似的國內政治考量，它試圖重構國內產業政策和國際經濟規則，以促進國內利益。很多美國國內議題本身既關乎內政，又涉及外交。源源不斷的移民既是美國繁榮的驅動力，又影響其邊境安全和對外關系。自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要求中國合作來解決其國內的芬太尼危機，中國也予以積極回應。盡管如此，一些美國國會議員仍然將從墨西哥流入美國的芬太尼歸咎于中國。

近年來，美國外交政策的第二個特點是對中國的關注日益上升。盡管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武裝沖突及以色列與哈馬斯在加沙的戰爭分散了美國的大量精力，中國仍然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首要關切。在這一關鍵時刻，許多美國戰略家再次呼吁華盛頓加快重返亞洲的步伐。例如，外交政策專家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其新書《失去的十年》中指出，在不同程度上，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未能制定出強有力的、連貫的對華政策和亞洲政策。他們主張，盡管美國在歐洲和中東仍面臨持續挑戰，但對美國決策者而言，加速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洲至關重要。

在美國總統競選中，對華政策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兩黨都在競相發表最強硬的言論，表示要對中國采取嚴厲措施并限制其全球影響力。這凸顯了美國對華政策辯論的第三個特點：在當前的美國政治環境中，傳統的“鴿派”和“鷹派”二分法已經難以全面反映美國對中國的復雜看法。鑒于兩黨普遍認同中國對美國構成重大挑戰，探討這一共識下的多種政策觀點更有意義。

三方論戰

在對華政策上，美國戰略界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派別。第一派可以稱為“新冷戰斗士”。這一派別認為，中美競爭是零和博弈，兩國已走入“新冷戰”，美國需要采取更為強勢的策略。正如前總統國家安全副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和美國國會前眾議員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在《外交事務》中所言，美國“必須贏得而非管理”對華競爭。在論證此觀點時，他們和其他一些人借鑒了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做法，將應對蘇聯威脅視為美國的一項首要任務，以此來致力于贏得冷戰。

第二派可被描述成“競爭管理者”。與所謂“新冷戰斗士”不同，這一派別認為中美競爭不是零和博弈，因此制定一項與中國共存的戰略至關重要。這一觀點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2019年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文章，后來他們兩人都加入了拜登政府。他們認為，與中國的競爭是“需要管理的形勢，而非需要解決的問題”。2021年至2024年擔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高級副主任的杜如松（Rush Doshi）也是這個派別的成員。他們建議美國對中國的最佳戰略方針是以競爭為主，以合作為輔。

第三派可被叫做“和解派”。雖然這一派同樣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其全球影響不滿，但他們比其他派別更擔心中美競爭可能會升級為激烈的對抗。作為這一派別的代表性人物，國際關系學者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和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主張美國不應發起與中國的冷戰，因為冷戰本質上很危險。在他們看來，博明和加拉格爾對勝利的幻想是不切實際的，因為“美國通過（對華）施壓來促成變革的結果，既可能是削弱威權，但也同樣可能是鞏固威權統治。”因此，白潔曦和斯坦伯格認為，中美共同降低戰爭風險，并在氣候變化和公共衛生等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上合作，符合兩國的利益。

盡管這三個派別的具體政策觀點不同，但都一致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重大挑戰，美國對華政策需要跨黨派的支持才能取得成效。然而，華盛頓政策圈似乎尚未就哪種對華政策主張最好，或者中國在哪方面的挑戰（政治、軍事、經濟還是全球治理）最為嚴重，達成共識。對中國而言，這場未決的辯論意味著，關鍵在于了解這些不同的主張在如何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特別是可能如何塑造下一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