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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晉】

在剛剛由金磚國家領導人簽署的的《廈門宣言》中提到，金磚國家將對“地區安全形勢以及塔利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達阿什’、基地組織及其附屬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哈卡尼網絡、虔誠軍、穆罕默德軍、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伊扎布特引發的暴力表示關切。”

這一長串恐怖組織的名稱讓世界看到了金磚國家維護地區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決心，然而某些國家僅僅只看到了其中的某些組織，就開始宣稱這是自身外交的勝利，格局大小可見一斑。

就在印媒一片歡呼之時，巴基斯坦外長阿西夫訪華并與外交部長王毅舉行會談。王毅表示，多年來，巴基斯坦一直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更是國際反恐合作重要參與者，巴政府和人民為反恐事業作出的巨大努力和民族犧牲有目共睹，國際社會應當給予充分肯定。這番表態，不僅安撫了巴基斯坦國內針對不久前“金磚峰會”《廈門宣言》的焦慮，也彰顯出中國繼續珍視中巴傳統友誼的決心和信心。

王毅與巴基斯坦外長阿西夫舉行會談，肯定巴基斯坦在反恐方面做出的努力，圖片來源：新華網，新華社記者姚大偉攝

歷史

作為一個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的國家，巴基斯坦穆斯林占總人口的將近95%。巴基斯坦長期受到國內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威脅，根據國際著名智庫“經濟與和平研究所”發布的數據顯示，過去多年來，巴基斯坦一直是全球范圍內受恐怖主義和伊斯蘭極端主義威脅最為嚴重的國家。

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巴基斯坦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不僅受到來自于伊斯蘭世界內部諸多敏感事件的刺激，而且也同樣受到國內政治斗爭和不同地區內部落和分離勢力的影響，使得巴基斯坦成為了伊斯蘭極端主義滋生的重要地區。

巴基斯坦現代國家的誕生，從一開始就面臨著未來發展道路選擇的問題。從19世紀末開始，伴隨著當時伊斯蘭世界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尋求通過“復興伊斯蘭教”來救亡圖存的努力，今天的巴基斯坦地區也出現了一些伊斯蘭政治組織，但是巴基斯坦國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納，還是希望能夠將未來的巴基斯坦國家建立為西方式的世俗主義國家。

真納認為，伊斯蘭教的功能應該是動員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廣大穆斯林，以求建立一個自己的現代國家。在1947年8月的制憲會議上，真納就宣布，希望未來能夠將巴基斯坦建立為一個“世俗的、民主的”國家。但真納的主張并沒有能夠轉變為政治現實，在1956年巴基斯坦憲法以及在隨后歷史進程里誕生的數次憲法中，巴基斯坦都被定義為一個“伊斯蘭教國家”。

穆罕默德·阿里·真納

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國內的伊斯蘭宗教團體、社會團體和政治團體大量涌現，而不同的宗教教義、教派和宗教思想，加之地區、民族和部落之間的裂痕，極大地撕裂了該地方政治結構。與此同時，現代巴基斯坦國家建立后不久，冷戰陰云籠罩世界，政治伊斯蘭也就成為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外的另一個“政治愿景”。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使得伊斯蘭政治力量第一次在現代國家體系下取得了“革命勝利”，建立起一個伊斯蘭政權，而伊朗國內在革命后進一步的“伊斯蘭化”，也刺激和鼓舞著巴基斯坦國內的政治力量，尤其是那些伊斯蘭極端主義政治團體；而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的失敗，尤其是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使得巴基斯坦不得不轉而通過伊斯蘭教來動員社會和民眾，彌補自己在常規軍事力量上與印度和蘇聯的實力差距。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巴基斯坦在諸多場合高舉“伊斯蘭”的特征已經非常明顯。作為最早提出建立“自上而下”伊斯蘭國際政治的國家之一，巴基斯坦在1970年就提出希望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常設書記處，用來組織和協調各個伊斯蘭國家的內政外交智能，具有一定的“超國家行為體”性質，而這也就成為了后來建立的“伊斯蘭會議組織”（2011年更名為“伊斯蘭合作組織”）。

在國內，“伊斯蘭”對于民眾的吸引力仍然十分巨大。“巴基斯坦人民黨”在1970年的選舉中提出了四個口號，第一個就是“伊斯蘭教是我們的信仰”，認為“伊斯蘭”與“社會主義”所倡導的“公平”“平等”“民主”，有著天然的相似性，因此能夠獲得更多巴基斯坦人尤其是巴基斯坦穆斯林的支持。但是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領導的“巴基斯坦人民黨”政府，其在“伊斯蘭社會主義”口號下推行的很多改革，被巴基斯坦的反對派視為“社會主義”，而布托的左翼傾向，也被巴基斯坦宗教階層所警惕和反感，布托政府也最終被巴基斯坦軍隊所推翻。

政變后主導國家的奇亞·哈克，更是高呼“伊斯蘭教就是我們的宗教，我們的經濟，我們的管理制度”。奇亞·哈克多次表明，巴基斯坦是“主權屬于真主的國家”，全體巴基斯坦人是真主的仆人，過分強調物質和虛榮，其實就是在社會民眾中傳播的“傳染病”，需要予以糾正。從1979年開始，巴基斯坦設立了聯邦伊斯蘭教法法庭，開始用伊斯蘭教法管理民事糾紛，其采用的刑罰標準也是按照傳統伊斯蘭教法的標準實施，比如禁止煙酒，對通奸和盜竊行為予以嚴厲處罰（亂石砸死和砍去四肢）。

進入80年代，奇亞·哈克領導的巴基斯坦政府，更是與巴基斯坦伊斯蘭學界達成了“政治聯盟”，由奇亞·哈克領導的巴基斯坦軍隊負責國內政治管理，而由伊斯蘭學者們賦予巴基斯坦軍隊干政的合法性。應當指出的是，這種“保護”和“合法性”關系，非常類似于伊斯蘭教歷史上傳統的遜尼派影響下的政治-神權關系，即由伊斯蘭“武士”建立政權，用“刀劍”保護和推行伊斯蘭教，而“伊斯蘭學者”則負責“合法化”這些“武士”所建立的政權。

在這一時期，由于伊斯蘭教在巴基斯坦成為了“社會準則”，因此伊斯蘭學者需要研究的課題也從過去的《古蘭經》和《圣訓》轉為了如何應用。從這個角度講，奇亞·哈克成為了現代版的“蘇丹”，而巴基斯坦的伊斯蘭教勢力也成為了奇亞·哈克的伊斯蘭教士集團（烏萊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