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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發展成績斐然。面對這些成績，一個潛在卻又十分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理解改革前三十年與改革后四十年的關系？原有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二元解釋是否足夠充分？本文將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年工業化作為一個整體過程，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歷史進行剖析。本文刊于《文化縱橫》2019年2月刊，在70周年國慶即將到來之際，特為編發，供讀者思考?！?

（文/王立勝）

從工業化過程把握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

長期以來，在大量學術話語和政治話語中，改革前后被劃分為全然不同的兩個歷史時期，甚至被視為相互對立的兩個階段。相應的，改革前后的兩種經濟發展模式也被視作反映著截然相反的兩種發展導向、指導原則、基本邏輯，甚至是相互否定的兩種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這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就被割裂了，黨的歷史也就被割裂了。因此，2013年習總書記提出了“兩個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如果要深入理解“兩個不能否定”的意義，需要對建國以來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化的全過程進行更宏觀和更具整體性的梳理考察。換言之，必須要在認識論意義上將建國以來的工業化過程作為整體加以把握，以期更好地理解所謂“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和經濟體制，以及二者在邏輯與機制上的內在一貫性。基于此，筆者嘗試從有效降低工業化成本、建立工業化成本分攤機制出發，結合中國特殊的城鄉關系結構安排，對建國以來工業化過程進行一個初步的、粗線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中國國家發展的基本任務

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歸納起來就是一個資源稟賦很差的超大型農民國家，在周邊地緣環境緊張的壓力下，追求趕超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實踐過程。中國的所有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問題都要放入到這一過程中認識才是可以被真正理解的。

建國以來，中國從一個落后經濟體發展成為較發達經濟體，從一個小規模經濟體發展成為規模巨大的經濟體，面對的基本任務始終是：第一，對抗外界壓力；第二，對內調動和整合有限資源；第三，盡可能降低資本形成的成本；第四，在較大范圍內有效分攤這種成本，避免因局部壓力過大而導致斷裂或者崩潰。

反過來說，如果這些基本任務無法完成，中國的發展目標也必然無法實現。我們看到，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兩個階段中，都比較有效地解決了這幾個問題。

建國初期和改革時期實現發展的初始條件不同，具體的階段性戰略任務不同，因此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方法，設立了有針對性的不同的體制機制，都是從強烈的問題意識出發，為了解決最關鍵、緊迫的現實問題，采取實事求是的正確抉擇。這需要注意到三個基本方面：

（1）包括前后兩個階段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全過程，是由國家統一主導，作為堅定自覺的國家意志得以實現的，上一發展階段的成果是新的發展階段的初始條件；

（2）資源稟賦不會自動成為發展優勢，需要有特定體制機制作為保障；

（3）上述四項基本任務的完成，主要是通過主動的、靈活有效的城鄉、工農關系調整來實現的。

第一個發展階段：重工業優先增長

首先來看第一個發展階段的情況。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指出：“社會主義工業化是我們國家在過渡時期的中心任務，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中心環節，則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卑凑樟忠惴虻恼f法，重工業作為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與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相沖突，使重工業無法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優先增長。解決這一困難的辦法就是做出適當的制度安排，人為地壓低重工業發展的成本，即壓低資本、外匯、能源、原材料、農產品和勞動力的價格，降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門檻。

為了實現重工業優先增長的發展戰略，形成了一套以全面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為內容的宏觀政策環境，相應的制度安排是對經濟資源進行集中的計劃配置和管理的辦法，并實行工商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乃至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剝奪企業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總括起來就是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這構成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計劃經濟體制有效降低了重工業資本形成的成本，并且放大了重工業可以不依賴市場實現自我積累、自我循環的特點，在短時間內建立了完備的現代工業體系，保障了國家安全，為下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初始條件。

重工業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技術含量大，因而屬于資本密集型的產業。重工業優先發展需要國家具有相當高的資本積累和資本動員能力。在工業比重很低又無法開辟外部資本來源的農業國度里，農業為重工業優先發展提供積累，國家收入分配由農業向工業、由農村向城市傾斜，就具有了必然性。中國的工業化過程由于跨越了以輕工業為重心的階段，積累的主要來源也沒有發生從以農業為主向以輕工業為主的轉變，結果是農業部門一直成為重工業擴張所需資本的重要來源。之所以能夠人為壓低資本、外匯、能源、原材料、勞動力價格，其根源在于重新調整了、或者說重構了城鄉工農關系結構，而基本機制則主要是農產品統購統銷和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

為了獲得足夠的糧食、棉花、油料等產品，保證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費和加工企業的原料供應，就要對主要農副產品實行貿易壟斷即統購派購的制度。為了確保在低價統派購的條件下農民仍然能把資源投入到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農產品生產中，就需要一種強制性的制度安排，使國家能夠以行政力量直接控制農業的生產。按照這種邏輯，實行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之后，農業集體化運動隨之開始并不斷加速，直至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體制。農產品低價政策會產生供求缺口，導致農產品供給的短缺，為了維持這種低價政策，就要求建立城市農產品供應的計劃銷售制度。

人民公社 圖片來自新華社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11月19日政務院通過《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從12月初開始在全國實行。到1954年夏，又分別對食油和棉花實行了統購統銷。1955年8月，國務院又發布了《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和《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對農村中糧食“三定”（定產、定購、定銷）制度和市鎮中定量供應標準做了詳細的規定和說明。繼糧食、棉花、油料實行統購統銷之后，國家又把烤煙、麻類、生豬、茶葉、蠶繭、羊毛、牛皮等重要副食品和工業原料先后指定為派購產品。1958年國務院頒布的農產品及其他商品分級管理辦法，把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和派購等政策進一步制度化、法規化。與統購統銷政策相配套，1956年12月發出了《國務院關于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8年1月，經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91次會議通過，公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至此，城鄉二元結構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