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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看到，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和城鄉二元結構，以及人民公社體制是全面壓低重工業資本形成成本的基礎性、關鍵性制度設計。在壓低成本的同時，發揮了分攤成本的體制功能，即工業化的成本在不征收公開稅的情況下分攤到農村，避免了因局部壓力過大而導致的斷裂崩潰。以人民公社體制下土地的集體所有制、集體的生產和分配，保證了工業原材料供給，保證了城市的基本社會保障和農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同時制止了可能出現的土地兼并和兩極分化，防止了流民的產生，保證了社會穩定。在農村地區，人民公社制度便于動員和使用近乎零成本的大量人力資源，進行農田水利設施建設，進一步降低工業化的成本，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以工代賑”。

按照這樣的邏輯，戶籍制度、“上山下鄉”、人民公社體制、城鎮化水平遠遠落后于工業化水平，這些被廣泛批評為“重大失誤”的政策安排，事實上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第一個階段中心任務得以完成的基礎和前提，總體上不能視為工作失誤，而是主動的戰略性安排，非如此不能實現重工業低成本發展，這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第一個階段的成本和代價。杜潤生同志曾說過，中國80%的人口是農民，所以是“四抬大轎”，四個農民抬一個城里人，沒有問題。其中蘊含的道理十分深刻。

第二個發展階段及其邏輯

再來看第二個發展階段。如果說第一階段著力壓低重工業發展的成本，那么第二個階段則是通過特定體制機制盡量壓低全社會資本形成的成本，并且使這種成本能夠在廣闊的空間內實現分攤。

我們可以簡要回顧一下這個過程。改革從農村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做出的大幅度提高小麥等主要農產品收購價格，降低農用生產資料價格，以及包干到戶等政策決定，刺激了農村生產力在短時間內的爆發式增長。到1984年，全國各省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全都實現翻番，農村普遍出現蓋新房的熱潮。對于農村而言，這是一個增長極快的“黃金年代”，但是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所必需的成本迅速傳導到城市并累積下來。由于城市和工業領域的改革并未展開，城市居民收入增長不快，1983年，職工家庭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費收入達到526元，比上年增長6.4%；農民按人口平均的純收入達到309.8元，比上年增長14.7%。無法承受糧食等主要農產品漲價的壓力，因此出現糧食、豬肉等商品購銷價格“倒掛”的局面，財政在城市居民食品供應方面的補貼規模巨大，難以負擔。1983年國家財政總收入為1248.99億元，國家財政總支出為1292.45億元。收入和支出相抵，財政赤字為43.46億元。赤字擴大的主要原因是：1983年農業獲得大豐收，截至當年12月底，國家多收購糧食445億斤，多收購棉花2202萬擔，相應地多支付超購加價款34.7億元。

1984年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開展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全面改革進行部署。會議強調，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要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杠桿的作用，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正確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1985年以后，圍繞效益展開的企業承包制等改革措施普遍推行，城市居民收入增幅迅速超過農村居民。工業化的成本重新開始向農村轉移分攤。80年代后期出現了“農民收入爬著走，農資價格跑著走，農民負擔飛著走”的情況，農民收入持續增長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都出現大的問題。隨之，山東諸城農村開始進行“商品經濟大合唱”，蘇南地區在保留社隊企業基礎上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出現“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模式，珠三角地區借助集體所有、農戶經營的土地所有制的便利實現了“三來一補”企業的繁盛，大批農民開始外出務工，農民收入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市和工業向農村轉移成本的壓力。1992年分稅制改革以后，縣鄉基層財政壓力持續增加，農民負擔持續加重，農產品產量和農民收入增幅急劇下降，到90年代后期成為極其嚴重的問題，被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稱之為“民怨沸騰”。

2002年開始的農村稅費改革，分兩個階段取消了包括農業稅在內的所有農民負擔，被稱之為“兩千年未有之大善政”，“三農”問題被中央確認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農業、農村領域的財政投入大幅度增加。一方面，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國際市場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國內加工制造業的迅猛發展，城鄉之間的“推拉效應”更加明顯。2004年全國農村外出務工的農民1.18億人，2009年達到1.49億人，2016年達1.69億人（但是較上年增幅只有0.30%）。一些地區的農村出現空心化的同時，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實現“中國奇跡”。另一方面，農業發展、農村建設的成本由原來農民負擔轉移為城市和城市居民負擔。從2002年開始，城市房地產熱潮出現，一直延續至今。在預算內財政長期保持“吃飯財政”性質的情況下，“土地財政”成為城市建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民生建設的主要來源。通過壟斷土地一級市場，地方政府事實上構建了土地的“統購統銷”制度，城市居民購買住房的資金很大一部分轉化為財政收入，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轉移支付等手段進入農業、農村并補貼農民，農村發展的成本壓力通過這個渠道分攤到城市。

我們可以整理一下其中的邏輯。在第二個發展階段的30年間，中國工業化主要是以量的擴張為特點，以低成本取得競爭優勢。“中國奇跡”的本質是在保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前提下，靈活主動地調節了城鄉關系。巨量人口和土地資源不會自動降低工業化成本，成為發展優勢，比如印度和巴西就沒有出現中國這樣的增長，這需要有體制機制作為前提和保障，這正是“中國道路”的特殊意義所在。

工業化中的關鍵問題

我們需要回答三個關鍵問題：第一，工業化勞動力的低成本從何而來？基于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之上的“人口紅利”實際上只能解釋一個方面，即農業部門的隱蔽失業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流動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一理論忽視了中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特殊性及其發揮的作用。一億多農民工可以接受很低的工資水平，在相當長時間內幾乎沒有社會保障，為什么這可以成為中國農民的理性選擇？根本原因在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以及衍生而來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經濟收益權幾乎是不可剝奪的，這一方面成為國家賦予農民的基本社會保障，另一方面給予農民靈活并且可靠的“退路”，也建立了一種“逆經濟周期”調節機制，在經濟下行時大量農民工可以返回農村家鄉而不至于滯留城市產生嚴重問題。

這樣，中國農民家庭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代際分工條件下的半工半耕”生計模式。年輕人進城從事二三產業獲取工資收入，父輩在農村從事農業獲取農業經營收入，多數家庭的兒童在農村生活。這樣一來，家庭的人口再生產是在農村完成的，因此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是以農村生活方式和生活成本而非城市生活標準加以衡量的，因此是可以接受的。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為什么中國基尼系數長期處在高位，卻沒有帶來在其他國家必然出現的嚴重問題。雖然產生了“留守”等一系列問題，但是避免了農民全家進城所導致的生活成本激增，急劇拉高工資水平和社會保障支出的后果，也避免了出現大量城市貧民區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保障了改革發展的順利進行。這是極其重要的社會穩定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