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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身后，西方原已有蓋棺定論，多半確認他是一個失敗者，最后將中國大陸的大片江山都丟掉了，于是“那個失去中國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名傳遐邇。《紐約時報》在蔣死后的1975年4月27日的報道里說：當年美國職棒聯盟有一位常勝教練龍巴地（Vince Lombardi，1913-1970），蔣之吃敗仗足可與龍教練之贏球等量齊觀，以資嘲弄。而所謂自由派論者大都深信蔣政權之垮臺，要因其本身之無能與殘暴；蔣氏退守臺灣之后，在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又建立了一個令自由世界難堪的右派獨裁政權。更有甚者，有人認為他的稱號“大元帥”（the generalissimo），近乎戲謔。

陶涵（Jay Taylor）新出的英文蔣傳《大元帥：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奮斗》（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認為過去的評價過于嚴苛，甚至扭曲。然作者陶涵認為蔣之崛起由于“堅毅、忠誠、勇敢、廉潔”（頁10），也未免過于溢美；又認為蔣介石沒有那么失敗，因他在臺灣為民主與現代化奠定了基礎，為中國大陸的現代化提供了典范，更不免矯枉過正，且與事實不符。

此一過正的翻案之作，不僅由著名的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而且得到一些學者的贊賞，認為是超越前人的杰作，更令一些親蔣人士感到欣慰，甚者有人認為這位作者在歷史評價上幫蔣介石擊敗了毛澤東，不得不令人感到時異情變，翻案文章也應運而生。然吾人細讀之余，雖喜其文筆流暢，正文長達五百九十五頁，讀之愉悅，但就內容而言，頗多可以商榷之處，更有不少謬誤，茲評說如下。

基本事實之誤

書中謬誤之處，不勝枚舉：若謂理學源自對十三世紀蒙古入侵的反應（頁13），他不知十二世紀的朱熹已是集理學的大成者；孫中山被舉為同盟會的“總理”，卻誤作“總裁”（頁17），作者不知“總裁”乃蔣介石獨享的尊號，于是又誤以為蔣死后其子經國被選為“總裁”（頁585）；孫中山離開日本前《民報》的主編是章太炎，而作者誤作汪精衛與胡漢民（頁19）；作者說武昌起義后，“軍閥時代已經開始”（頁21）；又說辛亥革命陳其美在上海舉事，用的是“五色旗”（頁23）；又誤指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間，是廣州與武漢斗爭的“英雄”（頁26）；指陳潔如為“妾”（concubine）（頁59）而非蔣介石的明媒正娶，作者不知黃埔軍校學生皆稱陳為“蔣師母”，檀香山華人以“蔣夫人”歡迎陳，以及蔣與李宗仁交換的金蘭帖子上所書，均視若無睹，而情愿相信不實的傳言。

陶涵又說1935年已經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國（頁114），說上海有“胡同”（頁148）。又說汪在河內，因不聽蔣勸告赴歐，蔣才派特務殺之（頁170），作者不知汪發表艷電后準備赴法，因刺汪誤殺曾仲鳴，汪乃決心與日談判；作者又將曾仲鳴誤充汪之侄兒。

把宋希濂誤讀為“Song Xiliang”（頁418），曹聚仁誤讀為“Cao Zhuren”（頁459）；把著名華裔作家Iris Chang誤讀為“Irish Chang”（頁626）；又誤將1960年代“最令［蔣家］頭痛的”（the peskiest gadfly）《文星》雜志的年輕主編李敖當作“發行人”，并誤以為李敖因提醒蔣氏“憲法”保障言論自由而被送往專門關政治犯的綠島四年（頁544），作者不知李敖判刑十年，是因臺獨冤案，從來沒有到過綠島。

作者又不加考證即謂張靈甫及其四位將軍兵敗集體自殺（頁373），而不是被擊斃；作者又說陳儀被捕殺因其有通匪之嫌（頁401），不知實因被其義子湯恩伯出賣；作者也不知所謂五百完人在太原官署集體服毒自殺（頁407），原是編造的故事。這些事實之誤絕非筆誤，正暴露作者在基本歷史知識上之欠缺。

沒能善用蔣日記原件

陶涵蔣傳的寫作方法以年代先后敘述其生平，分四大部分，即早期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臺灣時期，并將之連接到相關的人事。蔣氏是現代中國史上的首要人物之一，與他相關的中外人事，當然十分豐富，因而這本書實際成為蔣介石及其時代史，而非基于對這個歷史人物的人格與內心世界作深入分析與解釋的大傳，結果只是將其言行作不同角度的解說。

時而似乎以蔣氏的代言人自居，為之辯解，如謂“他自思是一有道德的、誠懇的儒家基督徒，其動機在謀求中國的統一、現代化與獨立多于個人權力的愿望”（頁10），甚至一再為蔣介石開脫與洗刷，并將之作為論述的基調。而此基調對西方讀者而言，或許有些新意，但對華文世界來說，大都是國民黨內正統派、親蔣派的老調重彈而已。

事實上，陶涵曾得到蔣經國基金會的資助，以及諸多親蔣人士的口授，而作者自己中文能力極為有限，對中國歷史又認識不足，難得看到正確的獨特見解。

蔣介石日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的開放，新史料的出現引起研究者的重視，爭相閱讀。陶涵亦不后人，在其蔣傳中多加引用，但相當多的部分仍然轉引自秦孝儀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令人感到既有原始日記可查，何必轉引？而秦氏在編輯過程中動過手腳，早為識者所知。但是這位作者卻說曾對照日記與秦編，沒有發現主要的不同（頁xi），又言蔣氏日記為包括西安事變在內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新見（cast new light o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頁3），足以令人懷疑這位作者是否真有閱讀蔣氏日記原件的能力而不得不假手他人，更不必說能夠作批判性的運用。

按蔣氏日記在其生前一再抄錄副本留存，期盼日記流傳之心已昭然若揭，至于日記原件，若完全是隱秘的空間，不欲示人，又何必對許多重大事件“諱莫如深”，隱而不書？更何況本書作者也承認，現存的日記也曾經過家人的編輯與刪節（頁31），并不完整。再說蔣氏日記原件中諸多自責自勵之語，也不足為異，原是中國傳統日記作者所優為，自我檢驗，操之在我而已。總之已開放的日記原件確有其參考價值，大可作為深入分析蔣氏性格與內心世界的豐富素材，然不能被日記牽著鼻子走，尤不宜不加論證與分析就引為證據。

蔣介石日記手稿

蔣在日記里大談宋明理學，存天理，去人欲，并以修身養性自我勉勵，作者就信以為他是“一個新儒家青年”（a Neo-Confucian Youth），便下結論說，儒學對青年蔣介石最大的影響是“自律”與“品格的培養”，更由此認為蔣是一負責任、很勇敢、講榮譽、非常積極之人（頁14），這就是被日記牽著鼻子走的好例子。

整體而言，陶涵對蔣的正面評價與蔣在日記里的自許，頗多契合，正可略見其中消息。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的研究者，總要將其一生言行對照來看，才能下定論。

作者并非不知蔣自小在鄉里間，就擁有“瑞元無賴”的綽號，以及性好漁色，“有了妻妾，還要嫖妓”（頁38），作者也不否認蔣時常毆打發妻毛福梅的記載以及蔣氏生平暴烈的性格，也認為陳潔如所說蔣染給她梅毒不可能造假（頁40）；若然，則所謂新儒學的道德力量，似乎對蔣所產生的影響甚微，又如何能輕易下結論說，蔣介石是一位“現代新儒家”。

陶涵又進一步說，蔣必樂見中共終于以儒家學說取代了階級斗爭，而中共領導人像蔣一樣成為“現代新儒家”（as modern neo-Confucianist），足見這位作者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新儒家，難辭濫用名詞之咎。至于說，蔣氏父子若能見到今日上海與北京之繁華，必定會深信“他們長期策劃的反攻大陸成功了”，因為此乃蔣氏父子“現代中國的遠景，不是毛的”（it is their vision of modern China, not Mao's）（頁592），讀到這里，令人莞爾。

我們必須認識到，貨真價實的日記原件里所說，不一定全是真話，例如陶涵在書中指出，蔣早于1950年6月26日的日記里，就說孫立人“通匪”，情報人員又報告他愛聽的話：“孫的陸軍總部里面有匪諜”，而孫竟然仍是陸軍總司令（頁436，437，441），但陶涵沒有注意到這不是真話，而是連蔣自己都不信的假話；他若真的相信，怎么可能容忍一位通匪的陸軍總司令在位長達四年之久？

由于這位作者并未真正試圖去了解蔣介石，因而會作出不少令人費解甚且矛盾的結論。他說蔣像毛一樣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主張中國統一，是愛國者，但又說非堅持一個中國，蔣政權便無法立足臺灣，然則其堅持一個中國主要還是為了維護個人的權位；他說蔣預告希特勒必定攻打蘇俄以及美國在越戰必敗，展示其戰略遠見，但他最想實現的遠見，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中共政權的滅亡，終究落空；他說中蘇共決不可能分裂，結果分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