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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既沒實行達爾所說的那種民主，也沒有采取合作主義的體制。但即使不喜歡其政治體制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它的治理水平相當高。這與它的規模較小是否有關呢？當然有關。治理的難易明顯與政治實體的規模相關。

新加坡族群分布：74%的華人，13%為馬來人和9%的印度人（2011年）。數據來源：《亞洲研究》雜志

人口越多，其內部越可能存在種族、民族、宗教、語言、文化、經濟等種種差異；領土越廣闊，提供公共物品（如邊遠地區教育、醫療、交通等）的單位成本越高，協調各級政府行動的難度更大。大國政府花更多的錢，卻可能依然必須時時面對“眾口難調”、“群龍治水”的困局。

中國人口相當于歐盟28國、美國、印度尼西亞、巴西的總和。如果說治理歐盟各國、美國、印度尼西亞、巴西中的任何一個都充滿挑戰的話，那么治理中國的難度恐怕是治理這31個國家的總和，豈是治理一個小小新加坡所能比擬的？難怪一位美國法學教授第一次到中國時發出這樣的感嘆：“這么大的國家，如此廣闊的疆域、如此多樣的人口！真想不出治理它該有多難。”¹⁷

不過，說規模小比較容易治理，這并不意味著規模小的國家都治理得很好。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一本書風靡全球，題為《小的是美好的》¹⁸。 但在現實中，小的卻不一定是美好的。

美國有個機構每年公布“失敗國家”（或“脆弱國家”）指數，2016年最脆弱的五十個國家中，有十個規模比新加坡還小；而新加坡則屬于最成功的國家之一，排名在美國、法國、日本之前。¹⁹ 這說明，新加坡做得好不僅僅是因為它小，它還一定是做對了某些事。

那么，新加坡到底做對了什么事呢？我們這本書提供的解釋是，新加坡在國家基本制度建設方面成就斐然，實現了“小國大治”。所謂國家基本制度，是指為了實現“良治”，任何一個政治體制都必須建立的基本制度框架，它是現代國家的“地基”。

通過對各國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教訓的比較與梳理，我們認為，現代社會的“地基”由八大板塊構成，即維護國家安全與公共秩序的強制機制；動員與調度社會資源的汲取機制；培育與鞏固國家認同和社會核心價值的濡化機制；在數據與人、財、物之間建立對應關系的認證機制；維護經濟與社會生活秩序的監管機制；確保國家機構內部的控制、監督與協調的統領機制；維護社會分配正義的再分配機制；將民眾參與納入制度化管道并協調不同利益的吸納整合機制。

新加坡人宗教信仰情況：42.5%為佛教徒，14.9%為穆斯林，14.6%為基督徒（2011年）數據來源：《亞洲雜志》

我們和一些合作伙伴曾長期研究中國的國家基本制度建設，出版過大量論文與專著。²⁰ 在研究中，我們最深的感觸是，中國太大，情況太復雜，無論建立哪一種機制，強制、汲取、濡化、認證也好，監管、統領、再分配、吸納整合也好，都十分艱難。²¹ 過去幾十年間，中國在國家基本制度建設方面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存在的問題依然十分嚴峻，新的挑戰不斷出現。這恐怕就是“大有大的難處”。

由于規模小得多，新加坡在八大機制建設方面走在了中國與其它許多國家前面。這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借卡贊斯坦的話說，新加坡這方面的經驗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樣板。這就是我們為中國讀者寫這本書的初衷。

引言

在政治制度史上，城邦是個獨特的存在。無論是雅典、斯巴達這樣的古代城邦²²，還是佛羅倫薩、威尼斯這樣的中古城邦，它們留存于世的器物、制度與理念往往是后人發掘的結果。活著的城邦屈指可數，新加坡或許是其中尤為引人注意的一個。

這個蕞爾小邦，面積僅七百多平方公里，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小，卻扼守馬六甲海峽的咽喉要地，北瞰馬來兩大半島，南瞻印尼兩大半島。這無與倫比的戰略位置，使之成為魏源所說的“英倫蠻族”崛起后遍布世界的一個據點²³，成為英帝國的“東方直布羅陀”、與中華帝國貿易的中轉站、“世界貿易的第二門戶”及其海峽殖民地的行政與商業中樞。這塊殖民地的存在主要是作為英帝國向遠東擴張的節點，其自身的發展并不受重視。

在漫長的十九世紀，英國把印度、澳大利亞、馬來半島乃至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罪犯流放至此，使之成為擠滿“全東南亞人渣”的“公共下水道”，²⁴ 持槍匪徒和街頭黑幫橫行無忌，就像一個“東方芝加哥”，一個如同巴西里約熱內盧的“罪惡之城”。新加坡變成當今充滿活力的自由港和世人矚目的現代城邦，是東南亞地區“去殖民化”歷史進程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