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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美國學者賈雷德·戴蒙德出版了《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作者承認歐洲人屠殺或征服其他民族的事實，但試圖把焦點放在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是歐洲社會（在美洲和澳大利亞殖民的那些社會），而不是中國、印度或其他社會，在技術上領先，并在現代世界占據政治和經濟的支配地位。他給出的答案是地理因素十分關鍵，因為歐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幾十個或幾百個獨立又相互競爭的小國和發明創造中心。如果某個國家沒有去追求某種改革創新，另一個國家會去那樣做，從而迫使鄰國也這樣做，否則就會被征服或在經濟上處于落后地位。也就是說，歐洲國家天然具有更強的競爭能力，是生存的需要迫使它們不斷進行競爭，不斷創新和發展。而中國恰恰太大了，太統一了，缺乏競爭，難以發展。

戴蒙德的說法其實沒有多少新意。早在1898年出版的張之洞的《勸學篇》中，就有下面一段話：

歐洲之為國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勢鈞力敵不能自存，故教養富強之政，步天測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爭勝爭長。且其壤地相接，自輪船、鐵路暢通以后，來往尤數，見聞尤廣，故百年以來煥然大變，三十年內進境尤速。如家處通衢，不問而多知；學有畏友，不勞而多益。中華春秋，戰國、三國之際，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后，儽然獨處于東方，所與鄰者類皆陬澨蠻夷、沙漠蕃部，其治術、學術無有勝于中國者。惟是循其舊法隨時修飭，守其舊學不逾范圍，已足以治安而無患。迨去古益遠，舊弊日滋，而舊法、舊學之精意漸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見絀矣。

作為一種理論假設，戴蒙德與張之洞的說法很有意思。問題是，地理幾萬年也不會有多大變化，而各國的發展態勢卻可能在幾十年、幾百年中就發生逆轉。以常量來解釋變量，似乎說不通。中國今天依然很大、很統一，不是照樣發展起來了嗎？戴蒙德與張之洞的理論假設解釋得通嗎？

1998年，美國出版了一部影響很大的書———哈佛大學退休教授戴維·蘭德斯寫的《國富國窮》。這本書列舉了解釋國富國窮的幾個主要變量。第一個是地理，更準確地說是氣候，“富國位于溫帶，特別是北半球的溫帶；窮國則位于熱帶和亞熱帶”。除了氣候，其他變量包括競爭性政治、經濟自由、對待科學和宗教的態度。也就是說，西方國家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們是西方國家，做了符合西方價值觀的事。有人批評蘭德斯是西方中心主義者，他自己并不否認。按照《國富國窮》中的理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似乎不可能成功，因為中國的地理位置不對，氣候條件不對，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缺乏他所強調的成功要素。

2011年，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出版了《文明》。這位作者對中國很感興趣，經常到中國的各個大學交流。他斷定，西方之所以能在1500年后崛起并領先于世界其他地區（包括中國），就在于它們的體制具備其他地區國家缺乏的六個“撒手锏”（killerapps）：第一是競爭，第二是科學，第三是法治，第四是醫學，第五是消費主義，第六是工作倫理。這套說法的內在邏輯不清，很像一個大雜燴，無非想說，它們領先是因為有傳家寶，而其他的地方沒有。按這個邏輯，其他國家哪有機會翻身，除非全盤照搬西方的這六個撒手锏。問題是，即使想照搬，照搬得了嗎？如果是撒手锏，人家會拱手相讓嗎？

最后再提2012年出版的一本書，書名是《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作者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德隆·阿西莫格魯和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詹姆斯·羅賓遜。他們的論點很簡單、很有力，認為一些國家失敗是因為它們的制度是榨取性的，另一些國家成功是因為它們的制度是包容性的。西方國家有包容性的制度，所以成功了。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當然是“榨取性”的制度，這類國家不可能成功；哪怕短期內看起來成功，也不是真正的成功，必然是短期的，是曇花一現的，今后必定會失敗。且不說他們這套理論能不能解釋西方國家的崛起（18世紀—20世紀初的歐美國家在什么意義上是“包容性”的？），它能解釋中國最近幾十年的表現嗎？作者擺出一副先知的架勢，不容置疑地說：“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是社會在‘榨取性’制度下經歷增長的一個例子；除非徹底進行政治變革，轉化為包容性政治制度，否則中國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也許無知可以神奇地讓人產生目空一切的勇氣。

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

過去兩百年，不少西方學者都試圖提出理論，以解釋以下問題：為什么西方能夠統治世界？為什么有些國家興盛，有些國家衰敗？為什么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會落后？他們都試圖指出，這是因為西方具有某些特殊的東西（制度、文化、人種、地理、氣候），而別的國家并不具備。現在，他們做出的有關中國的預測又都被證明是失敗的，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這說明他們提出的理論并不能回答他們自己提出的問題，也預示著中國崛起具有世界意義。

就現實意義而言，中國崛起的實踐告訴世人：

1. 一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1950年，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也可以翻身。

2. 一個不曾對外侵略、實行殖民主義的國家也可以發展起來。（歐美各國發展初期或原始積累時期，都伴隨著對外侵略、殖民主義，包括北歐那些小國家。）

3. 一個東方文明古國（不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新教文化、南歐文化、東歐文化）也可以發展起來。（電視劇《河殤》曾斷言我們的文化基因阻礙了自己的發展。）

4.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發展起來，既不像英美等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死亡率在工業化初期不降反升），也不像日本與韓國———它們是帝國主義的附庸，得到美國的扶持與優待。

5. 一個人口十億以上的國家也可以發展起來。小國家在一段時間里快速發展有先例，如前南斯拉夫。但大國家要困難得多，而中國的人口規模大約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36個成員國人口再加上俄羅斯人口的總和。

6. 一個國家的經濟走上正確發展路徑，可以長期持續增長，并不斷調整自己的路徑。

以上六條告訴世人，中國可以成功，其他國家也可以成功。就理論意義而言，西方模式強調，必須具備一些前提條件

（文化、政治等）才能走向現代化；而中國道路說明，一國的崛起并不需要采取西方模式。中國道路相當于一場更深刻的“新教革命”：西方告訴世人，要想發展，只能走它們的路；中國告訴世人，堅持走自己的路，所有國家都可以發展。中國道路的“道”可以稱為“道可道，非常道”：中國道路不是指任何單一的政策、機制、體制，其精髓是“獨立自主、實事求是、因地制宜”。

作為一個窮國、一個和平之國、一個東方國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人口大國，新中國為什么能崛起。作為中國學者，我不會像某些西方學者那么自信爆棚，一張口就是幾個“撒手锏”，一提筆就洋洋灑灑，拿出一個能解釋所有國家與地區上下幾萬年歷史的理論框架。本書的重點是解釋中國的崛起，但會把中國這個案例放在比較與歷史的視野中加以考察，力圖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也能理順其他國家崛起的脈絡。

【摘自王紹光教授新著《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本書剛剛入選中宣部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

王紹光教授著作《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 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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